七个女儿
楔子
一九八七年，鲁中南地区的凤凰村还窝在几道山梁子后面，去一趟县城要骑一个多钟头的自行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村东头老赵家的院墙是用碎石垒的，不到腰高，站在外头就能把院子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磨得发亮的石碾子，两棵歪脖子枣树，三间低矮的土坯房，窗户纸糊了一层又一层，风一吹就呼嗒呼嗒响。
赵守田那年四十二岁，看起来却像五十多。常年弯腰锄地把他整个人压成了一个大问号，脊背微微佝偻，两只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泥。他媳妇王桂兰比他小两岁，可一张脸已经被岁月和生育磨得干瘦蜡黄，头发早早白了一半，用一根黑色皮筋胡乱扎在脑后。
他们已经有了六个女儿。
大闺女赵芳，十九岁，在镇上罐头厂上班，一个月挣四十八块钱，交四十块回家。二闺女赵秀英，十七岁，辍学在家帮着种地、喂猪、带妹妹。三闺女赵巧珍，十五岁，读到初一就不念了，说啥也不肯去学校，怕同学笑话她没一件不带补丁的衣裳。四闺女赵晓丽，十三岁，还在村里小学勉强撑着，成绩倒是不错，班主任多次上门说这孩子是念书的料，可王桂兰每次都不接话茬。五闺女赵小梅，九岁，刚上一年级，书包是三个姐姐轮流用过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六闺女赵六妹，六岁，还没上学，整天光着脚在村里跑，裤子短了一截，露出一截黑瘦的小腿。
最小的那个，也是第七个，是去年腊月生的，还是个丫头。
赵守田给她取名叫赵七斤。
这个名字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老周给记在出生证明上的。老周当时还愣了愣，问了一句：“真叫这个？”赵守田蹲在门槛上，闷着头抽旱烟，烟锅子磕得哐哐响，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叫。”
七斤。七斤丫头。
全村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六百多口人的凤凰村，哪家哪户的炕头上没议论过这事儿？打谷场上，水井边上，小卖部门口那盘石磨跟前，只要有两个人凑到一块儿，三句话就能拐到老赵家头上。
“你说这赵守田，是不是命里犯什么？七个了，七个都是丫头！”
“他祖坟怕是埋错了方向，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
“我听说王桂兰又怀上了？这要是再生一个，还不知是啥呢。”
“再生？拿啥养？你看他家那几个丫头，一个个跟瘦猴似的，连件囫囵衣裳都没有。这年头计划生育抓得那么紧，他家都七个了，公社里不管？”
“管啥？人家又没生小子，超生游击队呗。反正罚也罚了，穷也穷了，爱咋咋地。”
最戳心窝子的话，是小卖部老板娘刘翠花传出来的。那天她男人喝了半斤地瓜烧，当着七八个人的面说：“赵守田那玩意儿，怕是只配生丫头。”这话后来不知怎么传到了赵芳耳朵里，十九岁的大闺女当场红了眼眶，回到家用搪瓷盆砸了一通水，溅了满墙。
王桂兰当时正坐在灶台前烧火，看着大闺女气成那个样子，一言不发。火光照着她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看不出什么表情。灶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响，蒸汽顶得锅盖咕嘟咕嘟地跳，锅里头煮的是一锅地瓜糊糊，上面蒸着一碗留给赵守田的玉米面饼子，其余的闺女们一人一碗糊糊，连咸菜都不够分。
赵守田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把锄头往墙上一靠，洗了手，坐到饭桌前，看了看几个闺女，又看了看王桂兰，问：“老七今天哭没哭？”
王桂兰说：“哭了两回，后来喂了奶就不哭了。”
赵守田“嗯”了一声，端起碗来喝糊糊，喝得呼噜呼噜响。喝到一半，他突然放下碗，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我想好了，等老七大一点，就送到我姐家去。”
王桂兰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桌上。
大闺女赵芳第一个反应过来：“爹，你说啥？你要把七妹送人？”
“不是送人，是送到你姑家养两年。”赵守田没抬头，筷子在碗里搅着，“你姑家条件比咱好，反正她也没闺女，兴许能养得好些。”
“不行。”赵芳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咱家七个闺女，你还要往外送？你让村里人咋说？你让七妹长大了咋想？”
“村里人说的还少吗？”赵守田猛地抬起头，眼眶泛红，声音却在发颤，“你当我想？你看看咱家，揭得开锅吗？你妹妹们穿的啥？老六都六岁了还没双像样的鞋！你爹我没本事，养不起这么多张嘴，行了吧？”
灶房里一下子静了。
三闺女赵巧珍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进糊糊碗里。四闺女赵晓丽抱着碗，一动不动。五闺女赵小梅还不太懂，眨巴着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六闺女赵六妹光着脚站在地上，小声说了一句：“爹，我不想让七妹走。”
王桂兰始终没说话。她慢慢弯下腰，把掉在地上的筷子捡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重新放好。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里屋去了。
里屋传来老七赵七斤的哭声，细细的，像猫叫一样。
王桂兰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哭声就止住了。她低头看着怀里这个最小的闺女，干瘦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活人气。孩子吃奶的时候，她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头顶，那上面长着几根细软的黄毛，稀稀疏疏的，像秋天里最后一片庄稼。
她忽然想起自己生老大的时候，赵守田是高兴的。那时候村里还没人笑话他，头胎是闺女，正常，反正还能再生。生老二的时候，他说“没事，下回肯定是小子”。生老三的时候，他开始不怎么说话了。生老四那天晚上，接生婆抱着孩子说“又是一个千金”，赵守田蹲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烟，烟头子烫了手都没觉出来。生老五的时候，王桂兰自己先哭了，哭得接生婆都跟着抹眼泪。生老六的时候，赵守田压根没进屋，第二天早上才从外面回来，眼睛红得像兔子。
到老七的时候，他平静了。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他甚至没进产房看一眼，直接去了地里。
王桂兰不是不能理解他。在这个村里，没有儿子就意味着绝户，意味着老了没人摔盆，意味着祖宗牌位上不会有人供奉，意味着死后连坟头都没人添土。这种观念像铁钉一样钉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赵守田也不例外。他不是坏人，他只是被这种东西压垮了。
可她不明白的是，闺女怎么了？闺女就不是人了吗？
她看着怀里吃奶的赵七斤，小声说了一句只有自己听得见的话：“七个闺女咋了？七个闺女也能活。”
炉灶里的火还燃着，映得土墙上人影摇晃。外头赵守田的碗搁在桌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然后是凳子拖地的声音，脚步声慢慢远了，进了里屋的另一头。
这个冬天特别冷。
一九八七年的腊月，凤凰村下了三场大雪。赵家的土坯房本来就四处漏风，窗户纸被雪水浸得湿漉漉的，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屋里和屋外差不了几度。王桂兰把所有的被子都堆在一张炕上，一家九口人挤在一起取暖。褥子薄得像纸，睡到半夜骨头都能硌疼。
赵七斤裹在一条旧棉袄改的襁褓里，缩在王桂兰怀里，小脸冻得发紫。王桂兰整夜整夜不敢睡实，隔一会儿就把孩子往怀里拢一拢，用体温给她暖着。她的奶水不够，赵七斤饿得直哭，她就只能熬点米汤，用布条蘸了往孩子嘴里喂。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赵守田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小块肉，切得碎碎的，掺在白菜粉条里炖了一锅。一家人围着矮桌吃饭，煤油灯在桌上跳着火苗，照得每个人的脸忽明忽暗。
赵秀英给妹妹们夹菜，自己只吃粉条。赵巧珍把自己碗里的两块肉偷偷拨到了老五老六碗里。赵晓丽一句话不说，闷头扒饭，吃到一半忽然抬起头来，看着她妈，说了一句：“娘，我不想念书了。”
王桂兰筷子一顿：“为啥？”
“不为啥，不想念了。”赵晓丽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是十三岁的孩子说出来的话。
赵芳在镇上罐头厂上班，腊月二十九才回来，她知道四妹成绩好，当时就急了：“你说啥胡话？你成绩那么好，老师说你能考上初中，说不定还能上高中，你——”
“大姐。”赵晓丽打断了她，“咱家供不起。”
就这六个字，说得一桌子人都安静了。赵芳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出口。她看了一眼赵守田，赵守田低着头，大半个脸埋在碗后面，看不清表情。
过了很久，赵守田把碗放下，说了一句：“念。砸锅卖铁也供你念到不想念为止。”
赵晓丽愣住了，眼眶一下子红了。
赵守田没再看她，站起来出了门，到院子里蹲着抽烟去了。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就那么蹲着，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像一个快要熄灭的信号。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规矩该去各家各户拜年。赵家的闺女们穿上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衣裳，跟着王桂兰出门。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见刘翠花两口子也在拜年的路上。刘翠花穿着一件崭新的红棉袄，烫了头，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城里人才有的光鲜。她看见王桂兰，立刻堆出一脸笑来：“哎哟桂兰嫂子，过年好啊！你家老七还好吧？”
“好着呢。”王桂兰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句。
“七个闺女啊，”刘翠花啧啧两声，“桂兰嫂子你可真是有福气，闺女多了享福，以后老了有七个姑爷孝敬你呢！”
这话乍一听是好话，可那个语气，那个眼神，那股子酸溜溜又带着怜悯的味道，能把人活活噎死。王桂兰笑了笑，没接茬。
刘翠花的男人孙建国站在一旁，叼着烟，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一串闺女，目光在赵芳身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赵芳当时就感觉到那道目光像一坨鼻涕一样黏在了自己身上，恶心得她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她拉了一下王桂兰的袖子：“妈，咱走吧。”
回去的路上，赵秀英忽然说了一句：“娘，等我再大一点，我也出去打工。”
王桂兰没吭声。
赵巧珍在后面小声补了一句：“我也去。”
凤凰村的大年初一，鞭炮声稀稀拉拉的，像零星的枪响。赵家的院墙上落了一层薄雪，风一吹，簌簌地往下掉。赵七斤在屋里又哭了，声音细细的，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
赵守田还蹲在院子里。
他抽完了最后一锅烟，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慢慢站起来。膝盖咯吱响了一声，像生了锈的铁器。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灰蒙蒙的，不知道雪还会不会下。然后他转过身，进了屋。
屋里，王桂兰正在给赵七斤喂米汤。煤油灯下，她看见赵守田的脸，忽然发现这个男人真的老了。明明才四十二岁，可那张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眼袋浮肿，下巴上的胡子碴子灰白相间，看着像六十岁的人了。
赵守田在炕沿上坐下来，看了看赵七斤，又看了看王桂兰，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把手伸过去，粗糙的手指轻轻碰了碰赵七斤的小手。
那手太小了，小到只能握住他一根手指。
赵七斤攥住了他的食指，攥得紧紧的，不肯松开。
赵守田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
那年三月，县里来了个干部，说是要搞什么“脱贫致富典型村”的评选，在凤凰村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赵守田家门口。他看了看这院墙，看了看那三间土坯房，看了看院子里那一排高低不一的丫头，皱了好一会儿眉头。
陪同的村支书老吴赶紧凑过去解释：“这家姓赵，七个闺女，日子是紧了点——”
那个干部摆摆手，问了一句：“七个闺女都上学没有？”
老吴卡了一下壳。
这时候赵晓丽正好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课本，看见门口站着这么多人，愣了一下，但还是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吴伯伯好。”
老吴赶紧说：“这是老赵家四闺女，学习可好了，班上回回考第一。”
那个干部蹲下来，看了看赵晓丽手里的课本，问了几个问题。赵晓丽对答如流，眼睛里有一种这个年纪的孩子少有的沉静和笃定。那个干部站起来的时候，对老吴说了一句：“这家人的情况，你回头写个材料报上来。闺女怎么了？闺女也是劳动力，闺女也能成才。”
这句话在凤凰村传了整整一个春天。
小卖部里，打谷场上，水井边，到处都在说这事儿：“听说了吗？县里来的干部，在赵守田家门口站了半天，说闺女也能成才呢！”
“那有啥用？说句话又不当饭吃。”
“可人家是县里来的干部啊，说不定能给点补助啥的。”
“补助？能给多少？他家七张嘴呢！”
议论归议论，赵守田家确实在当年秋天收到了一笔两百块钱的补助款。钱是村支书老吴亲自送来的，站在院子里递给赵守田的时候，赵守田的手抖得接了好几次才接住。
老吴拍了拍他的肩膀：“守田啊，好好供孩子念书，别想那么多。”
赵守田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他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露出发黄的里子。
那天晚上，他跟王桂兰说了一句话：“我不送老七走了。”
王桂兰正在给赵七斤缝裤子，听到这话，针扎了一下手指，血珠子冒出来，她用嘴抿了抿，没吭声。
“我想好了，”赵守田说，“七个就七个。养得起也得养，养不起也得养。反正不能再少一个了。”
王桂兰低着头，继续缝。缝了几针，眼泪掉下来了，砸在手里的裤子上，洇开一小片湿痕。
赵七斤躺在炕上，翻了个身，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她已经四个月了，比刚出生那会儿胖了一点，脸上终于有了点肉，笑起来的时候能看见两个浅浅的酒窝。
赵守田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忽然笑了一下。
那是赵七斤出生以来，他第一次对她笑。
时间走到一九九一年的时候，凤凰村通上了电。
电线杆子一根一根竖起来，从村口一直延伸到山脚下。赵守田家的土坯房也拉上了电线，装了一盏白炽灯泡。开关一拉，灯泡亮了，昏黄的光洒了一屋子，比煤油灯不知道亮了多少倍。六岁的赵七斤仰着脑袋看那个灯泡，看了好久好久，眼睛里全是光。
四姐赵晓丽蹲下来告诉她：“这叫电灯，以后咱家晚上不用点煤油灯了。”
赵七斤似懂非懂地点头，然后问了一句：“那能一直亮着吗？”
赵晓丽想了想，说：“能，只要拉一下开关，它就亮。”
赵七斤就跑去拉开关，拉一下，亮了；再拉一下，灭了。她咯咯地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
那年赵七斤六岁，刚上一年级。她的书包还是姐姐们传下来的那个，补丁摞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她的同桌叫孙梅，是小卖部老板娘刘翠花的闺女，穿着花裙子，背着新书包，铅笔盒是双层的，打开来哗啦啦响。
开学第一天，孙梅就问赵七斤：“你家是不是有七个闺女？”
赵七斤说：“是啊。”
孙梅就笑了，笑得很大声，转过头去跟后面的同学说：“她家生了七个闺女，连个儿子都没有！”
全班都笑了。
赵七斤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课本上歪歪扭扭写的名字——赵七斤。她忽然觉得这个名字也成了大家笑的原因。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第一次问大姐赵芳：“大姐，为啥我叫七斤？”
赵芳那年在县城棉纺厂上班，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回来，正在灶房帮着做饭。听到这话，手里的菜刀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切菜，没回答。
“大姐，你告诉我嘛。”赵七斤拽着她的衣角。
赵芳把菜切完，转过身蹲下来，认真地看着赵七斤，说：“七斤，这个名字不好听，咱不叫了。以后你就叫赵起弟。”
“赵起弟？”赵七斤歪着脑袋，“起弟是啥意思？”
赵芳张了张嘴，想解释，但忽然发现这个解释怎么都说不出口。
“姐？”赵七斤又问了一遍。
赵芳眼眶红了，把赵七斤搂在怀里，搂得很紧很紧，声音闷闷地从头顶传下来：“起弟就是……咱家以后什么都好好的。”
王桂兰端着盆从灶房出来，听见了这一段话。她站在门口，盆里的水晃了晃，洒出来几滴。她看着大闺女搂着老七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这个家的大闺女，十九岁就开始往家里挣钱，二十三了还没找对象。不是没人提亲，是赵芳自己不愿意。她说：“等妹妹们都大了再说。”可她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活一活呢？
王桂兰把盆放下，走过去，从赵芳怀里接过赵七斤，说：“七斤，你姐给你取了个新名字，叫起弟，你记住了吗？”
赵七斤点头：“记住了，赵起弟。”
“不是赵起弟，”王桂兰纠正她，“是赵起弟。”
“有啥不一样？”
王桂兰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凤凰村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赵家四闺女赵晓丽考上了县一中。
整个凤凰村轰动了。县一中是全县最好的中学，能考上的孩子屈指可数，更别说是个穷得叮当响的赵家的闺女。村支书老吴亲自跑到赵家来报喜，还没进院子就开始喊：“守田！守田！你四闺女考上县一中了！”
赵守田从地里被喊回来的时候，满腿都是泥，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糊着黑泥。他站在院子里，听着老吴念那张录取通知书上的字，听着听着，腿就软了，一屁股坐在了石碾子上。
“县一中，”他念叨着，“县一中啊。”
王桂兰从灶房跑出来，两只手还在围裙上擦着，听完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学费多少？”
老吴的笑意稍微收了收，说：“一学期学杂费加住宿费，大概得一百二十块钱。”
一百二十块。王桂兰飞快地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赵芳在棉纺厂一个月能挣八十多，但每个月要还欠着小卖部的账，要给老五老六老七交学费书本费，要买盐买油买火柴，要攒着冬天买煤。赵秀英在镇上的砖瓦厂搬砖，一个月才挣四十多。赵巧珍跟着村里人去城里打工，在饭店洗碗，一个月包吃住给六十。三个人的钱凑在一起，勉强够一大家子嚼谷，可再拿出一百二十块的学费，简直要了命。
赵晓丽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指节捏得发白。她看着王桂兰的表情，就知道了答案。她笑了一下，把那封通知书叠好，放进裤兜里，说：“没事，娘，我就是考着玩的，我也没打算去。”
“谁说你没打算去？”赵芳的声音从院门口传进来。
赵芳回来了。她今天本来不该回来的，但不知道谁把消息捎到了厂里，她请了半天假，骑着自行车赶了四十多里路，一路骑得满头大汗。她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连气都没喘匀，就说：“晓丽，你去。学费我来想办法。”
“大姐——”
“你别说了。”赵芳走过来，一把搂住赵晓丽的肩膀，“咱家好不容易出个能念书的，你要是因为钱不念了，我一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
赵晓丽的眼泪夺眶而出。
赵守田还坐在石碾子上，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他抬起手来抹了一把脸，站起来，走到赵晓丽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布包层层叠叠地裹着，他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毛票。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和钢镚儿。他把那沓钱塞进赵晓丽手里，说：“这是我的，你先拿着，不够的再想办法。”
赵晓丽低头看着那沓钱，眼泪糊了一脸。她知道这些钱是赵守田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他这些年不抽烟了，不喝酒了，连赶集都舍不得给自己买碗面条吃。他有时候去镇上帮人扛水泥袋子，一袋水泥两毛钱，一天能扛几百袋，回来的时候手上全是血泡。
“爹——”赵晓丽哭得说不出话来。
赵守田摆摆手，转过身去，声音沙哑得厉害：“别哭了，好好念书。念出名堂来，给爹争口气。”
那一年九月，赵晓丽背着姐姐们凑钱买的新铺盖，揣着东拼西凑的学费和生活费，去了县一中。临走的那天早上，一家人送她到村口。赵七斤那时候八岁，穿着五姐穿小了的衣服，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子，跟在后面跑了一段路，大声喊：“四姐！你好好念书！等我长大了，我也去县一中找你！”
赵晓丽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笑着冲她挥了挥手。
那笑容赵七斤记了很久。
赵晓丽去县一中念书以后，家里的日子并没有因此变得宽裕，反而更紧了。但赵芳说了一句让赵守田记了一辈子的话：“就算我晚嫁几年，也得把妹妹们供出来。”
赵守田当时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忽然觉得这些闺女一个一个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主意了，都比他这个当爹的有出息。
他想起多年前村里人的那些笑话，想起刘翠花两口子的嘴脸，想起那些说他是“绝户头”的闲言碎语，想起自己曾经想把老七送走的心思。他忽然觉得羞愧。不是因为没有儿子羞愧，而是因为他曾经差点亲手把闺女推出去。
赵七斤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院子里，爬到赵守田腿上坐着。她已经八岁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瘦得像只小猫，但还是比同龄人矮一截。她仰着脸看天上的星星，问了一句：“爹，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赵守田说：“爹也不知道。”
“那你为啥每天都要看星星？”
赵守田愣了一下，想了想，说：“爹是在想，你们七个，就像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都是爹的星星。”
赵七斤不太懂这话的意思，但她觉得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像怕惊醒什么似的。她把脑袋靠在赵守田的胸口上，听着他咚咚咚的心跳声，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赵守田没动。他就那么抱着赵七斤，坐在院子里，看了一宿的星星。
九三年冬天，赵晓丽在县一中念了半学期以后，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十。这在凤凰村是破天荒的事情。村支书老吴在村委会的喇叭里广播了这件事，用那种滋啦滋啦响的扩音器对着全村喊：“各位村民注意了，各位村民注意了，咱村的赵晓丽，在县一中期末考了年级第八名，这是咱凤凰村的骄傲——”
全村人都听见了。
小卖部刘翠花也听见了。她当时正在剥蒜，听见广播以后，手里的蒜瓣掉在了地上。她男人孙建国靠在柜台后面嗑瓜子，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念得再好有啥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人。”
刘翠花白了他一眼：“你少说两句。”
“咋的？我说错了？”孙建国把瓜子壳吐了一地，“闺女念再多书，也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赵守田那个老绝户，高兴个啥劲？”
刘翠花没再接话。她把地上的蒜瓣捡起来，放进碗里，忽然想起赵七斤和自家闺女孙梅是同桌。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见过赵七斤，那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可是眼睛亮得很，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一点不怯。她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不简单。
但她没说出口。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像凤凰村后面那条小河里的水，不急不慢地往前淌，淌过了九三年，淌过了九四年，淌进了九五年。
这期间，赵家又发生了不少事情。赵秀英在砖瓦厂干活的时候伤了腰，干不了重活了，就在镇上找了个给人看店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块钱，比砖瓦厂少了一截，但好歹不用下那么大的力气。赵巧珍在城里饭店从洗碗工做到了服务员，后来又跟着老板学了点算账的本事，老板觉得她勤快又靠谱，让她帮着管管店里的账目。
赵芳还是没找对象。她二十四了，在村里已经算是老姑娘了。王桂兰急得嘴上起燎泡，托了不知道多少人给赵芳介绍对象，可赵芳一概不见，说急了就说：“等我攒够了给四妹上高中的钱再说。”
王桂兰说不过她，只能干着急。
一九九五年夏天，赵晓丽初中毕业，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高中。还是县一中，还是全县最好的学校。消息传回来的时候，赵守田正在地里刨土豆。他扔下锄头，连手上的泥都没洗，就一路小跑回了家。路上碰见好几个村里人，都笑着跟他说：“守田，你闺女争气啊！”
赵守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他脸上有一种好多年没出现过的光。那种光不是得意，不是炫耀，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一个一直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忽然看见了远处有一点亮。
可是高兴完了，还是那个老问题：钱。
高中学费比初中贵了不少，一学期下来要两百多，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书本费，一年少说也得六七百。赵晓丽已经十六岁了，她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肯让家里人再为她操心。
她拿着录取通知书，找到了村支书老吴，问有没有奖学金或者助学金可以申请。老吴帮她打听了一圈，县里确实有一个“春蕾计划”，专门资助贫困家庭的女学生继续上学。赵晓丽填了表，写了申请，等了一个多月，批下来了。每学期补助一百五十块钱，虽然不够全部的学费，但好歹是大头。
剩下的钱，赵晓丽说自己可以想办法。她跟学校申请了勤工俭学，每天放学以后去食堂帮忙打饭，一个月能挣三十块钱，还管一顿晚饭。周末她去给学校旁边一户人家的小孩做家教，一上午给五块钱。
赵芳知道以后，什么都没说，只是每个月按时往赵晓丽的银行卡里打五十块钱，雷打不动。有时候她在棉纺厂加班加到凌晨，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可那五十块钱从来没断过。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年，赵家又出了一件大事。
准确地说，是赵守田出了一件大事。
那年春天，赵守田在帮邻居家盖房子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三米多高的架子，他摔下来的时候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昏迷了。邻居吓坏了，找人帮忙把他抬到镇上卫生院，卫生院一看情况严重，不敢收，又转到了县医院。
王桂兰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喂猪。她扔下猪食桶，带着赵七斤就往县医院赶。那时候赵七斤十二岁了，在镇上读初中，已经是个半大姑娘了。她一路扶着王桂兰坐车、转车，到了医院的时候，赵守田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
赵芳、赵秀英、赵巧珍都赶来了。赵晓丽从学校跑过来，校服都没来得及换。她们姐妹五个站在手术室外面，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日光灯惨白惨白的，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像纸一样。
王桂兰坐在长椅上，一句话不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拧得发青。赵七斤站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一直在抖。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医生出来的时候，摘下口罩说了一句：“命保住了，但以后重活可能干不了了，头部受了损伤，要好好休养。”
王桂兰听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身子一软，顺着墙就滑了下去。赵七斤赶紧抱住她，赵芳和赵秀英也过来扶，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王桂兰扶到椅子上坐下。
王桂兰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她抬起头，看着这几个闺女，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出一句话：“你爹这一辈子，太苦了。”
赵芳哭了。
那是赵七斤第一次看见大姐哭。在她印象里，赵芳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从来不哭的。棉纺厂的活那么累，她不哭；别人说她嫁不出去，她不哭；每个月往家里交钱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买，她也不哭。可那天她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蹲在医院的走廊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浑身发抖。
赵秀英也哭了。赵巧珍也哭了。赵晓丽咬着嘴唇，眼泪无声地往下掉。赵七斤没哭，她看着五个姐姐哭成一团，心里忽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家，撑到今天，全靠这些姐姐们。她们一个个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撑着，而撑了这么多年，她们其实都很累了。
她走过去，一个一个地抱了抱她们。她抱赵芳的时候，赵芳趴在她肩膀上哭了很久，把她的校服都哭湿了。
那年赵七斤十二岁，但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好多。
赵守田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才出院。出院的时候，赵芳结了所有的医药费，一共三千六百多块钱。这几乎是她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王桂兰说：“这钱不能都让你出，回头姐妹几个分摊。”赵芳摆摆手说：“不用了，娘，我攒着本来就是给家里应急的。”
赵守田回到家里以后，整个人变了很多。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了，话反而多了起来，经常拉着闺女们说话，问她们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他也会笑了，虽然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看着有点奇怪，但那种笑是真心的。
他还把院子里那两棵枣树重新修剪了一遍，说是等秋天结了枣子，给闺女们一人寄一包。
赵七斤那时候在镇上读初二，每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去，她都能感觉到家里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物质上的——赵家的日子依然紧巴巴的，土坯房还是那三间土坯房，院墙还是那道碎石头垒的矮墙。变化在别的地方，在人的脸上，在说话的口气里，在那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东西里。
王桂兰的腰杆比以前直了。她走在村里的时候，不再低着头，不再绕着小卖部门口走。有人跟她打招呼，她大大方方地应着，有时候还能跟人说笑两句。她甚至还学会了骑自行车，虽然骑得歪歪扭扭的，但好歹能骑着去镇上的集市了。
有一次赵七斤周末回家，看见王桂兰在院子里晾被子，嘴里哼着一首不知名的小调。赵七斤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觉得这个画面温暖得不像真的。她想起小时候，王桂兰总是坐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映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像个泥塑的菩萨。可现在她会哼歌了，会笑了，会在晾被子的时候仰起脸来感受阳光。
日子好像在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一九九九年，赵晓丽参加了高考。
高考那几天，赵芳特意请了假，从棉纺厂赶到县城，在考场外面等着。她买了两瓶矿泉水和一块面包，自己一口没舍得吃喝，全攥在手里，等赵晓丽考完出来，一把塞给她。
赵晓丽接过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忽然说：“大姐，你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得。”
赵芳拍了她一下：“说什么胡话，快进去准备下一场。”
赵晓丽笑了笑，把水瓶塞回赵芳手里，转身进了考场。她走得很稳，步子不急不慢，校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赵晓丽正在县城的书店里打工。她借了书店的电话，拨了查分热线，听完那一串数字以后，她握着话筒的手开始发抖，抖得几乎握不住。
她考了全县第二名。
全县第二。
赵晓丽蹲在书店门口，哭得像个傻子。书店老板吓了一跳，跑出来问她怎么了，她说：“我考上大学了。”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听到这话，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回了店里，拿出一瓶汽水递给她，说：“请你喝的，恭喜。”
那天晚上，赵晓丽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回凤凰村。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赵守田和王桂兰正准备吃饭。赵晓丽推开门，站在门口，月光从她身后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她说：“爹，娘，我考上了。”
赵守田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王桂兰直接站了起来。两个人就那么看着赵晓丽，像看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全县第二，”赵晓丽说，声音在发抖，“能上重点大学。”
赵守田慢慢站起来，膝盖咯吱响了一声，他走到赵晓丽面前，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还是那么粗大，指甲缝里还是有洗不掉的黑泥。可那只手在赵晓丽头顶上停留了很久，像一片温暖的云。
“好，”赵守田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好。”
王桂兰走过去，把赵晓丽搂进怀里，搂得很紧很紧。赵晓丽比王桂兰高了将近一个头，她弯下腰，把脸埋在王桂兰的肩膀上，娘俩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赵七斤那时候在镇上读初三，周末回家的时候才听说了这个消息。她高兴得在院子里转了三圈，然后跑回屋里，翻出赵晓丽以前用过的课本和笔记，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工工整整的，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连边角都不浪费。
赵七斤看着那些笔记，忽然觉得自己手里捧着的东西不是纸和字，是四姐这些年走过来的每一步路。
那年九月，赵晓丽去了省城，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她是凤凰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也是村里第一个女孩子考上大学的。村支书老吴在村委会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天，整个村子都听得见。
赵晓丽临走的那个早上，赵家七姐妹破天荒地聚齐了。
赵芳从棉纺厂赶回来，赵秀英从镇上回来，赵巧珍从城里请假回来，赵晓丽当然在，赵小梅那年十五岁，在县城读师范中专，也请了假回来，赵六妹十四岁，在镇上读初三，赵七斤十三岁，也在。七个闺女，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
赵守田站在堂屋门口，看着这七个闺女，忽然笑了。他笑得很用力，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抬手擦了擦眼睛，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话：“以前啊，爹觉得没有儿子是天塌了。现在爹知道了，闺女比儿子强。七个闺女，是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赵芳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赵秀英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赵巧珍伸手搂住了赵小梅和赵六妹。
赵七斤站在最后面，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那感觉像是感动，又不全是感动；像是骄傲，又不全是骄傲。她想，也许这就是家的样子吧。不是因为你家里有多少钱，住了多大的房子，而是你们这些人，在一起扛过了那些不容易的日子，然后还能站在这里，笑着看对方。
赵晓丽走的那天，七个姐妹在村口合了一张影。是赵巧珍从城里带回来的傻瓜相机拍的，柯达胶卷，洗出来以后颜色有点偏黄，但每个人的脸都清清楚楚。赵芳站在最左边，赵秀英挨着她，然后是赵巧珍、赵晓丽、赵小梅、赵六妹，赵七斤站在最右边，比六姐还矮半个头。
七个人挤在一起，笑得都很真。
这张照片后来被赵守田镶进了一个旧相框里，挂在了堂屋的墙上。他每天都要抬头看一眼，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又红了。
王桂兰说他是老糊涂了，一天到晚哭哭笑笑的不像个样子。
赵守田说：“你不懂。”
王桂兰确实不太懂。但她每次经过那个相框底下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抬头看一眼，然后嘴角就翘起来了。她嘴上不说，可心里是欢喜的。
时间像流水一样往前淌，淌过了一九九九，淌进了两千年。
新世纪的第一年，赵晓丽在大学里拿了奖学金，寒假回来的时候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礼物。给赵守田买了一件新棉袄，藏蓝色的，摸着厚实得很。给王桂兰买了一条围巾，大红色的，王桂兰嘴上说“花里胡哨的”，可第二天就围上了，走到哪儿都不摘。给姐姐妹妹们买了些小东西，不值什么钱，但每个人都高兴了好几天。
那年的年夜饭，是赵家这么多年来吃得最像样的一顿。赵巧珍从城里买了鱼和肉带回来，赵芳在灶房里帮着王桂兰忙活了一下午，炸了丸子，炖了鸡，炒了好几个菜。赵秀英擀了饺子皮，赵小梅和赵六妹包饺子，赵七斤负责烧火。
赵守田坐在堂屋里，看着进进出出的闺女们，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值了。
吃饭的时候，赵芳端起酒杯，说了一句话：“爹，娘，这些年你们辛苦了。妹妹们都大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赵守田端起酒杯，手还是有点抖，但他把杯子举得稳稳的，说：“爹这辈子没本事，让你们跟着受苦了。爹对不起你们。”
赵七斤那时候十四岁了，听不得这种话，鼻子一酸，眼泪啪嗒啪嗒掉进了碗里。
赵晓丽拍拍她的肩膀，笑着说：“七斤，哭啥？大过年的，都笑一个。”
赵七斤抬起头，看着满桌子的人，看着姐姐们的笑脸，看着赵守田和王桂兰眼角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忽然觉得这些皱纹和白发不是岁月的刀痕，是他们为了这个家付出的证明。
她擦了擦眼泪，笑了。
那顿年夜饭吃到了很晚。吃完以后，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赵守田看不懂那些节目，但他爱看闺女们笑。闺女们一笑，他就跟着笑，笑得像个老小孩。
窗外的鞭炮声一阵接一阵地响，烟花在夜空中炸开，把整个村子映得忽明忽暗。凤凰村还是那个凤凰村，土路，矮墙，碎石院墙，可赵家的土坯房里，灯光暖融融的，笑声从窗户缝里钻出去，飘进了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赵七斤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站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七个姐姐都在她身边，她们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慢慢地转。天上有七颗星星，特别亮，像是专门为她们亮的。
她在梦里笑了。
笑着笑着，天就亮了。
两千年以后，赵家的日子确实像赵芳说的那样，一点一点地好了起来。
赵晓丽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还不错的企业，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她给赵守田和王桂兰各买了一身新衣裳，还给家里添了一台彩电。那台彩电搬进赵家的时候，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热闹了。赵守田站在院子里，腰杆挺得笔直，跟来的人说：“这是老四买的。”
赵巧珍在城里干得也不错，从饭店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大堂经理，后来跟饭店的一个厨师结了婚。女婿姓刘，人老实巴交的，闷葫芦一个，但心眼好，对赵巧珍百依百顺。赵守田对这个女婿很满意，私下里跟王桂兰说：“巧珍这个对象找得好，不挑不拣的，踏实。”
赵秀英在镇上那个小超市干了几年以后，自己开了个小卖部。店面不大，就在镇上的十字路口边上，卖些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赵守田帮着她搬货、理货，虽然重活干不了，但搭把手还是可以的。赵秀英的小卖部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后来还雇了一个小姑娘帮忙看店。
赵芳终于在二十六岁那年找了对象，是棉纺厂一个车间的技术员，姓周，家是本县的，人很本分。两个人处了大半年，在二〇〇一年结了婚。结婚那天，赵守田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握着女婿的手说：“我大闺女不容易，你要好好待她。”那女婿也挺实在，当场就跪下了，说：“爹，你放心，我不会让芳受委屈的。”
赵小梅师范中专毕业以后，在镇上的一所小学当了老师。她教语文，学生们都挺喜欢她。赵六妹没考上高中，去了城里打工，在一家服装厂踩缝纫机，每个月也能挣个千把块钱。
赵七斤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念书最多的。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跟四姐赵晓丽在一个城市。赵晓丽那时候已经在那家企业做到了部门主管，赵七斤周末经常去找她，姐俩一起吃顿饭，逛逛街，有时候赵晓丽会给她讲讲职场上的事情，教她怎么跟人打交道。
赵七斤上大学那年，赵守田已经五十七岁了。他头上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背也越来越驼，但精神头比以前好多了。他不再下地干活了，地包给了村里的邻居种，他就在家里帮着王桂兰喂喂鸡、种种菜，有时候去赵秀英的小卖部帮帮忙，日子过得悠闲得很。
村里人再提起赵守田，口气全变了。
“你看看人家赵守田，七个闺女，现在一个一个都有出息了。”
“就是，老四在省城一个月挣多少钱？听说好几千呢！”
“老五在镇上当老师，铁饭碗。”
“老六在城里打工，一个月也不少挣。”
“听说老七也上大学了？乖乖，这七个闺女，一个比一个厉害。”
小卖部刘翠花现在见了王桂兰，态度简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前是酸溜溜的“桂兰嫂子你可真有福气”，现在是真心实意的“桂兰嫂子你真是好命啊”。王桂兰每次都笑笑，不多说什么，但心里是痛快的。
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赵守田和王桂兰憋了二十多年，终于可以舒出来了。
二〇〇五年，赵七斤大学毕业后，也留在了省城工作。她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工资不算高，但她干得挺开心。赵晓丽已经结了婚，姐夫是她的大学同学，在银行工作，人也挺好。赵芳和周技术员生了个儿子，赵秀英也结了婚，赵巧珍的儿子都会跑了。赵小梅在镇上找了个对象，是中学的体育老师，高高大大的，人也实在。赵六妹在服装厂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两个人处着，说是再过两年就结婚。
七个闺女，除了赵七斤还单着，其余的都有了着落。
赵守田和王桂兰现在最大的盼头，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闺女们带着女婿和外孙外孙女回家团圆。赵家的土坯房早就翻新了，盖了四间大瓦房，院子里铺了水泥地，停着女婿们开回来的小汽车。每年腊月二十八九，闺女们陆续回来，院子里就热闹起来了。孩子们跑来跑去地闹，大人们在灶房里忙活，赵守田坐在堂屋里，被外孙外孙女围着，一人喊一声“姥爷”，他就乐得合不拢嘴。
这时候再回头看二十年前，简直像做梦一样。
那些年村里人的笑话，那些戳心窝子的闲话，那些因为穷而生的绝望，那些深夜里无声的眼泪，都过去了。像凤凰村后面那条小河里的水，流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但赵七斤记得。
她什么都记得。
她记得大姐赵芳在棉纺厂昏暗的灯光下踩缝纫机的背影。
她记得二姐赵秀英在砖瓦厂搬砖时被磨得血肉模糊的手。
她记得三姐赵巧珍在城里饭店洗碗洗到手指发白蜕皮。
她记得四姐赵晓丽在寒冬腊月里裹着棉袄在路灯下读书。
她记得五姐赵小梅把自己的午饭省下来带回家给妹妹们吃。
她记得六姐赵六妹穿着姐姐们穿小的衣服，从来没抱怨过一句。
她更记得赵守田蹲在院子里抽闷烟的背影，记得王桂兰在灶台前默默流泪的样子。
这些记忆像是刻在她骨头上的，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
二〇一〇年的腊月二十八，赵七斤回凤凰村过年。
她提前请了三天假，坐长途汽车回的。到县城的时候，赵小梅开着车来接她，车上坐着赵六妹和她的对象。姐妹三个在车上叽叽喳喳地说了一路，说工作，说对象，说家里的事。
车开到村口的时候，赵七斤看见凤凰村的变化。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路边装上了太阳能路灯，不少人家盖了新房，有的甚至还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比以前更粗更壮了，树冠遮了一大片荫凉。
赵家的院子里已经停了两辆车。赵芳一家三口到了，赵秀英一家四口也到了。赵巧珍一家在路上了，赵晓丽说要二十九才能回来。王桂兰在灶房里忙得脚不沾地，赵守田站在院子里指挥着女婿们贴春联、挂灯笼。
赵七斤走进院子的时候，赵守田一眼就看见了她，喊了一声：“老七回来了！”
赵七斤笑着跑过去，挽住赵守田的胳膊，说：“爹，我回来了。”
赵守田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说：“瘦了，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赵七斤说：“没有，我吃得好着呢。”
赵守田不信，转头就喊王桂兰：“桂兰！老七回来了，瘦了，你晚上多炖点肉！”
王桂兰从灶房探出头来，围裙上沾满了面粉，笑着说：“知道了知道了，还用你说。”
赵七斤进了灶房，想帮忙，被王桂兰推了出来：“去去去，你一年到头在城里上班，难得回来歇歇，别在这儿添乱。”
赵七斤只好出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了看那两棵枣树。枣树比以前高了很多，枝丫伸展着，虽然冬天光秃秃的，但能看出来长得很壮实。她想起小时候在这两棵树下玩泥巴、捉蚂蚁的日子，觉得时间过得真快。
晚上的团圆饭，摆了满满两大桌子。
大人一桌，孩子一桌。赵守田坐在主位上，旁边是王桂兰。七个闺女依次坐着，女婿们坐在对面，孩子们挤在小桌子上，闹成了一锅粥。
赵守田端起酒杯，环顾了一圈这一大家子人，眼睛里全是光。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王桂兰在旁边推了他一下：“你倒是说啊。”
赵守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终于开口了。他说：“爹没什么文化，说不好听的话。爹就想说，这些年，辛苦你们了。爹以前糊涂过，想过把老七送人，想过不供晓丽念书，想过好多好多糊涂事。爹对不起你们。”
赵芳说：“爹，大过年的，不说这些。”
赵守田摆摆手：“你让爹说完。这些话爹在心里憋了好多年了，今天不说，以后怕就没机会说了。”
桌上安静了。
“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给你们生个兄弟，”赵守田的声音有点抖，“但爹现在知道了，有没有兄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七个都好好的。你们七个，是爹这辈子最值钱的家当。你们比儿子强，比啥都强。”
赵七斤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碗里。
赵晓丽在旁边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赵守田最后说了一句：“来，爹敬你们一杯。”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孩子们在隔壁桌也跟着起哄，举着装了果汁的杯子喊“干杯干杯”。
那天晚上，赵七斤喝了不少酒。她酒量本来就不好，几杯啤酒下肚，脸就红得像煮熟的虾。赵芳不让她喝了，她还非要喝，说今天高兴。
高兴，是真的高兴。
但她心里还有一个角落，藏着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很小，小到她自己平时都不太能注意到，但在这样的时刻，它会悄悄冒出来，像春天的草芽一样，不管你怎么压，它都要长。
那个念头是：我要让爹娘为我骄傲。
不是因为她在姐姐们面前感到自卑，恰恰相反，她为每一个姐姐感到骄傲。大姐的坚韧，二姐的隐忍，三姐的勤快，四姐的聪慧，五姐的温和，六姐的实在，这些都是她从小到大看在眼里的榜样。她不是要和她们比，她只是想证明，最小的那个，也值得被记住。
赵七斤在这天晚上，三十四岁，未婚，在省城一家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公司做中层管理，年薪够自己在城市里体面地生活，但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还有一段距离。她不是不想结婚，只是一直没遇到那个对的人。王桂兰每次打电话都要催，催得她有时候不敢接电话。赵守田倒是不催，但每次见面都会用一种欲言又止的眼神看着她，那种眼神比催婚还让人难受。
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此刻，二〇一〇年腊月二十八的晚上，赵七斤坐在赵家堂屋里，看着满屋子闹腾的家人，听着窗外的鞭炮声，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她想，也许幸福就是这样的吧。不是你有多少钱，住了多大的房子，开了多好的车，而是你回头看去，那些你最在乎的人都还在你身边，那些曾经流过的泪都变成了笑，那些曾经被人笑话的事情，最后都变成了你最值得骄傲的勋章。
赵守田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院子里去了。赵七斤透过窗户看见他站在枣树下，仰头看着天。冬天的夜空很清朗，星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幕，像撒了一把碎银子。
赵七斤披上外套，走到院子里，站在赵守田身边。
“爹，看啥呢？”
赵守田没回头，声音很轻：“数星星呢。你看，那七颗最亮的，看到了没？”
赵七斤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看见七颗星星排成一个勺子的形状，在夜空中格外明亮。
“那是北斗七星，”赵七斤说，“爹，那不是七颗星星吗？”
赵守田笑了，笑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了：“对啊，七颗。你娘给我生了七个闺女。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好。”
赵七斤挽住赵守田的胳膊，把脸靠在他的肩膀上。赵守田的肩膀已经不宽厚了，骨头硌得她有点疼，但她觉得这个肩膀是整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院子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然后是大灯的光扫过院墙。赵七斤抬起头，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院门口，车门打开，下来的是赵晓丽和姐夫。
“四姐！”赵七斤喊了一声，跑过去开门。
赵晓丽穿着一件驼色的大衣，围着那条王桂兰一直戴着的红围巾——不，不是同一条，是赵晓丽后来又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说是和娘用同款。她看见赵七斤，笑着张开双臂，姐妹俩在院门口抱在了一起。
“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不是说二十九吗？”赵七斤问。
赵晓丽说：“提前把事办完了，就早点回来了。”她转头朝车里喊了一声，“下来吧，愣着干啥。”
姐夫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从车里出来，后备箱里还有好几个箱子，不知道装了些什么。赵守田走过来帮忙拿东西，一边拿一边说：“回来就回来，带这么多东西干啥。”
赵晓丽说：“都是给你们买的，过年用的。爹，我给你买了件新羽绒服，你试试合不合身。”
赵守田嘴上说“买啥买，我有衣裳穿”，但脸上的笑已经藏不住了。
院子里的灯全亮着，堂屋的电视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厨房里飘出炖肉的香味，孩子们在屋里跑来跑去，大人们三三两两地聊着天。赵七斤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冬天，赵守田蹲在雪地里抽烟的背影。
那时候的赵守田，身上压着六座大山。
而现在，他有一座靠山。
他的名字叫七个女儿。
那年赵家过年，从腊月二十八一直热闹到了正月初六。
初六那天早上，赵七斤要回省城了。她收拾好行李，跟每个人道别。王桂兰往她包里塞了一大堆吃的，腊肉、香肠、自己腌的咸菜、晒的红薯干，塞得包都快撑破了。赵七斤说：“娘，我拿不了这么多。”王桂兰说：“拿不了也得拿，城里买的哪有家里做的好吃。”
赵守田站在院门口，把一双手插在棉袄口袋里，看着赵七斤上车。赵七斤摇下车窗，喊了一声：“爹，我走了啊。”
赵守田点点头，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路上慢点。”
车开出去一段路，赵七斤从后视镜里看见赵守田还站在院门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融进了凤凰村的晨光里。
赵七斤的眼眶又红了。
她摇上车窗，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包里的腊肉和香肠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混着车里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
她想，过完这个年，她就三十一岁了。三十一岁，在城市里不算什么，但在凤凰村的观念里，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已经算是老姑娘中的老姑娘了。王桂兰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哭着说：“老七啊，你到底要等到啥时候？你看看你姐姐们，哪个不是二十多岁就结了婚？你再不找，好男人都被挑完了。”
赵七斤每次都敷衍过去。她不是不想结婚，她只是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她见过太多凑合的婚姻，见过太多因为“该结婚了”而走进围城的人，最后过得一地鸡毛。她不想那样。
她想找一个像大姐夫那样踏实的人，或者像四姐夫那样体贴的人，或者像五妹夫那样开朗的人。她知道自己要求不高，但也知道这样的人不好找。在省城打拼这么多年，她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谈过两次恋爱，但都无疾而终。不是她挑剔，是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差的那一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有。
赵七斤有时候会想，是不是自己对感情太悲观了？可转念一想，悲观又怎样？她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她有工作，有朋友，有爱她的家人，有七个姐姐撑腰，她不需要靠婚姻来证明什么。
车窗外，凤凰村渐渐远了。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尽，田野和远山都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白色里，像一幅水墨画。赵七斤看着窗外，忽然想起赵晓丽曾经跟她说的一句话：“七斤，你要记住，咱们家的人，骨头里都有一种东西，是别人没有的。这种东西叫不服输。”
赵七斤笑了。
是的，不服输。
从赵守田和王桂兰开始，到赵芳、赵秀英、赵巧珍、赵晓丽、赵小梅、赵六妹，再到她自己，赵家的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有这种东西。它让他们在最难的时候没有散，在最苦的时候没有倒，在最被人看不起的时候没有低头。
赵七斤摸了摸包里那袋王桂兰塞的红薯干，抽出一根，咬了一口。甜，脆，带着家乡独有的味道。
她想，三十一岁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还要往前走，走得更好，更远。
让赵守田和王桂兰坐在村口晒太阳的时候，能跟别人说：“我家老七，在省城，挺好的。”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