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93年秋天，我妈安排我去相亲，说对方是纺织厂的会计，长得白净，性子也好。我骑车到了人民公园门口，看清那姑娘的脸时，差点把车把拧断——林秀梅，我初中三年的死对头，那个被我撕过作业本、往书包里塞过毛毛虫的女同学。她看见我，嘴角慢慢翘起来，冷笑一声：“周建国，当年你欠我的，今天拿你自己还。”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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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冤家路窄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县农机厂当技术员，算是端上了铁饭碗。我妈从去年开始就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前前后后见了四五个，都没成。有的是人家看不上我，有的是我看不上人家，反正缘分这种事，急也急不来。
这次这个，我妈说得天花乱坠。“纺织厂的会计，二十二岁，长得俊，脾气好，她妈跟我是老姐妹，知根知底的。”我妈一边给我抻平衬衫领子一边念叨，“你可给我好好表现，别像上回似的，见了人家姑娘连句话都不会说。”
我嘴上应着，心里其实没太当回事。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往人民公园去的路上，我还在想厂里那台新到的数控机床，图纸还没看完呢。
十月的县城，街上到处都是卖苹果和橘子的小贩，喇叭里放着张学友的《吻别》。人民公园门口有个喷水池，说是喷水池，其实早就不喷水了，里面长了一层青苔。我支好自行车，整了整的确良衬衫的下摆，往约定的凉亭那边走。
远远看见一个穿白底碎花连衣裙的姑娘，扎着马尾辫，侧身坐在石凳上。身条是挺好看的，白白净净的，我心里还暗喜了一下，心说这回我妈总算靠谱了一回。
走得近了，那姑娘转过脸来，我脚步猛地一顿。
那张脸我太认识了。眉毛微微往上挑，眼睛不大但是特别亮，嘴唇薄薄的，抿起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子让人心里发毛的劲儿。这是林秀梅，我们青山镇中学八三届的老同学，我跟她坐了整整三年的前后桌。
要说我跟林秀梅的梁子，那得从初一入学第一天说起。
我小时候皮，属于那种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开学第一天，老师安排座位，把她排在我前面。她那时候扎两个小辫子，瘦瘦小小的，看着就好欺负。我手欠，上课的时候拿圆珠笔戳她后背，她回头瞪我一眼，我就冲她做鬼脸。
真正的“战争”是从一节数学课开始的。我往她辫子上粘了个纸团，她发现之后，下课直接跑去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罚我扫了一个礼拜的教室。我气不过，觉得这人太小气，开个玩笑而已，至于告老师吗？
从那以后，我就跟她杠上了。
她的作业本我撕过三次，每次都撕最后一页，让她交作业的时候急得掉眼泪。她的文具盒我藏过无数次，有时候塞在讲台底下，有时候扔到男生厕所的窗台上。最过分的一次，我抓了只毛毛虫放进她书包里，她伸手进去摸书的时候抓了个满手，那尖叫声整个教学楼都听见了。
为这事我挨了我爸一顿好打，屁股肿了好几天。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她越生气我越来劲，到了初二，全班都知道我跟林秀梅是死对头，老师排座位都特意把我们俩隔开。
她也报复过我。有一回期末考试，她趁我上厕所的时候，把我钢笔里的墨水挤光了，害我差点交白卷。还有一次运动会，我跑三千米，她带着一帮女生在旁边喊“漏油”，气得我差点岔气。
现在想想，那时候就是小孩子不懂事，哪里有什么深仇大恨。但当时我们俩是真的恨对方，恨得咬牙切齿的那种。
初中毕业以后，她考上了县里的中专，学会计。我去了市里的技校，学机械。这七八年再没见过面，没想到在这个场合碰上了。
我站在凉亭外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脸上的表情估计跟便秘似的。林秀梅倒是大大方方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
“周建国？”她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味道。
“是我。”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在石凳另一边坐下，中间隔了能坐两个人的空档。
“王阿姨没跟你说相亲对象叫什么名字？”她问。
“没，就说姓林。”我干巴巴地笑了笑，“没想到是你。”
“我也没想到是你。”她把脸转过来，正对着我，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圈，然后冷笑了一声。
那声冷笑让我后背一凉，我下意识地往旁边又挪了半寸。
“周建国，”她慢悠悠地说，每一个字都咬得特别清楚，“当年你欠我的，今天拿你自己还。”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想法都有。她想干嘛？要打我？骂我？还是打算把我晾在这儿自己走人？我活了二十六年，头一回在一个姑娘面前感到手足无措。
“那个……秀梅，”我搓了搓手，“当年的事，都是小时候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个不是，成不？”
“赔个不是就完了？”她挑了挑眉毛，“你知道那三年我哭了多少回吗？有一回我妈给我新买的文具盒，铁的，上面印着小鹿的，你给扔男厕所窗台上，我找了三天都没找着，回家还挨了顿骂。”
我脸上火辣辣的，这些事她居然还记得这么清楚。说实话，有些事我自己都忘了，经她一提才模模糊糊想起来。
“对不起。”我站起来，认认真真地给她鞠了个躬，“真的对不起。”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正式地道歉。沉默了几秒钟，她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行了行了，你坐下吧，让人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我讪讪地坐下来，偷眼打量她的表情。她脸上的冷意淡了一些，但眼神里还是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
“其实我知道是你。”她说，“王阿姨跟我妈说的时候，提了你名字。我本来不想来的，后来想想，这么多年没见了，来看看当年的小混蛋长成什么样了。”
“那……失望了吧？”我挠了挠头。
“还行吧，”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至少个子没少长，不像初中那会儿，坐最后一排还嫌自己矮。”
我初中确实矮，座位一直靠前，跟她坐前后桌。后来去了技校才开始蹿个子，现在一米七八，不算多高但也说得过去了。
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我试着找话题：“你中专毕业就去了纺织厂？”
“嗯，分过去的，做会计。”她说，“你呢？听说在农机厂？”
“技术员，搞机械维修的。”
“挺对口。”
“还行吧。”
对话又开始干巴起来。我额头冒汗，心里盘算着该说什么才能把这个场面圆过去。结果她先开了口：“走吧。”
“啊？走哪儿去？”
“前面有条街，新开了家饺子馆，我还没吃饭呢。”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你不会是打算在这儿干坐一下午吧？相亲也得有个相亲的样子。”
我赶紧站起来跟上去。她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我跟在后面，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有点心虚，有点尴尬，又觉得这事挺荒唐的。
谁能想到，当年跟我打了三年架的冤家，如今坐在一张桌子上跟我相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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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身为偿
饺子馆不大，门口挂了块红底黄字的招牌，里面摆了七八张方桌，塑料桌布上印着牡丹花的图案。我们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老板娘拿着菜单走过来，看了我们俩一眼，笑呵呵地说：“小两口挺般配。”
我的脸腾地红了，林秀梅倒是面不改色，低头看菜单，说：“猪肉白菜的来一斤，三鲜的来半斤，再来个拍黄瓜。”
老板娘记下了，转身去后厨喊单。我小声说：“你饭量见长啊。”
她白了我一眼：“谁说是我一个人吃的？你不吃？”
我赶紧闭嘴。她点菜的样子倒是挺利索的，不像有些姑娘，一个菜单翻来覆去看半天也定不下来。
饺子上来之前，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工作，聊县城的变化，聊那些老同学的近况。气氛比公园里好了一些，但还是隔着一层什么，像窗户纸没捅破似的。
“那个……秀梅，”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憋了半天的话说了出来，“你说当年我欠你的，要怎么还？你要是心里还有疙瘩，你说，我照做。”
她放下手里的筷子，认真地看着我。窗外的光照进来，打在她侧脸上，我忽然发现她长得其实挺好看的，皮肤白，鼻子挺，下巴尖尖的，跟小时候那个瘦巴巴的小姑娘判若两人。
“你说话算话？”她问。
“算话。”
“那好，”她往后一靠，抱起胳膊，“从今天起，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不许顶嘴，不许偷懒，期限嘛……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咱们这笔账一笔勾销。”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也太长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谁让我当年欺负人家来着？自作自受呗。
“行。”我一咬牙，“三个月就三个月。”
她嘴角翘了一下，像是得逞了似的。那个表情我太熟了，初中三年她每次考试比我分高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我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三个月不会太好过。
果然，第二天一早，我的“还债”生活就开始了。
那是个周六，我本来打算睡到自然醒的。结果早上六点半，传达室大爷就来敲我家门，说有个姓林的姑娘打电话找我。我迷迷糊糊地跑去接电话，听筒里传来林秀梅清脆的声音：“周建国，七点钟到纺织厂后门等我，不许迟到。”
我说：“干嘛啊？”
她说：“第一条，不许问为什么。”
然后电话就挂了。
我站在传达室里，手里攥着话筒发了半天呆，最后叹了口气，回家换衣服。
我爸正在院子里打太极，看我急匆匆地往外跑，问：“大清早的干什么去？”
“还债。”我头也不回地说。
我爸在后面喊了句什么，我没听清。骑车到纺织厂后门的时候，刚好七点差两分。林秀梅已经站在那儿了，穿了件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衫，下面是一条深色裤子，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搪瓷盆。
“挺准时的。”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走吧，去菜市场。”
“买菜？”
“第二条，”她竖起两根手指，“不许质疑。”
我认命地跟着她往菜市场走。早上的菜市场人挤人，各种味道混在一起，地上湿漉漉的，菜叶子烂叶子踩了一脚。她在前面轻车熟路地穿梭，一会儿在这个摊位停一下，一会儿在那个摊位问问价，挑挑拣拣的样子像个老手。
我跟在后面，手里拎的网兜越来越沉。她买了排骨、土豆、青椒、豆腐、一条鲫鱼，还买了一把小葱。
“你会做饭吗？”她忽然回头问我。
“泡方便面算吗？”
她白了我一眼，那个白眼翻得跟初中时候一模一样。我心里忽然有点恍惚，好像时光倒流了似的，只是这次我不敢往她辫子上粘纸团了。
“不会就学，”她说，“从今天起，每个周末你来我宿舍，我教你做饭。”
“啊？”
“啊什么啊？你以为还债是嘴上说说的？第三条，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她住在纺织厂的职工宿舍，是一栋四层的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煤气灶都摆在走廊里。她的房间在三楼，不大，十来平米的样子，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墙上贴着几张电影海报，窗帘是碎花的。
“进来吧，把菜放那个盆里。”她指了指墙角的一个塑料盆。
我把网兜放下，站在屋子中间，有点不知道该站哪儿。她搬了把椅子给我，说：“坐吧，别跟个木头桩子似的杵着。”
说完她就去走廊上洗菜切菜。我跟出去，站在旁边看她忙活。她动作很麻利，刀工也不错，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很修长，指甲剪得短短的，干干净净。
“看什么看？学着点。”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赶紧凑过去，认真地看她切菜。她把刀递给我，说：“你试试。”
我接过刀，学着切了几下，土豆丝切得粗细不一，有的跟手指头一样粗。她看了一会儿，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刀要这样拿，手腕用力，对，慢慢来。”
她的手覆在我手背上，温温热热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儿。我心跳莫名地快了两拍，手上也跟着抖了一下，差点切到手指。
“笨手笨脚的。”她松开了手，语气嫌弃，但我总觉得她耳根好像红了一下。
那天中午我们吃的是排骨炖土豆、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鲫鱼。三道菜里有两道是她做的，我只负责了那道青椒炒肉丝，还炒糊了，青椒发黑，肉丝发硬。但她还是吃了几口，没说好吃也没说不好吃。
吃完饭我去洗碗，她在旁边擦桌子。走廊里不断有人经过，都是纺织厂的女工，看见我们俩就挤眉弄眼地笑。有个烫着卷发的女人冲她喊：“秀梅，这是你对象啊？”
她头也不抬地说：“债主。”
那女人一脸莫名其妙地走了。我低头刷碗，忍不住笑了。她听见笑声，抬头瞪我：“笑什么笑？洗碗！”
就这样，我的周末从睡懒觉变成了去纺织厂宿舍学做饭。一开始我是真的抵触，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啊，相亲相成了长工。但去了几次之后，慢慢也就习惯了，甚至还有点期待周末的到来。
林秀梅这个人，跟她相处久了，我发现她其实跟初中时候不太一样了。初中的她是个刺猬，谁惹她她扎谁。现在的她虽然嘴上还是不饶人，但骨子里挺细心的。有一回我切菜割破了手指，她二话不说就翻出碘酒和创可贴给我处理伤口，动作很轻柔，一点都不像当年那个把我钢笔墨水挤光的狠丫头。
“疼不疼？”她问。
“不疼。”我说。
“那就好，”她把创可贴按在我手指上，忽然加了句，“当年你把毛毛虫塞我书包里，我吓得三天没敢把手伸进去，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真心实意地说：“对不起。”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些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没说话，但我总觉得那个瞬间，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悄悄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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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往事如刺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工作日我在农机厂上班，下了班偶尔加班，不加班就回家看图纸、看书。周末两天雷打不动地去纺织厂宿舍报到，学做饭，帮她搬煤气罐、修电灯、通下水道，活脱脱一个杂役。
厂里的同事知道我在“处对象”，都跑来打趣我。老张说：“小周，听说你对象是纺织厂的？啥时候带来给大伙看看呗。”我说：“八字还没一撇呢。”老张就嘿嘿笑：“那你可得抓紧了，纺织厂的姑娘抢手得很。”
我嘴上敷衍着，心里却在想，我跟林秀梅这算处对象吗？她说了，三个月还债期，还完了就两清了。我算她的债主，还是算她的……什么？
说不上来。
一个多月下来，我对林秀梅的了解比以前十几年加起来都多。我知道她爱吃甜的不爱吃辣的，知道她睡觉前必须看半小时书，知道她怕打雷，知道她每个月发工资了第一件事是给家里寄一半，知道她最大的愿望是攒够钱去省城报个会计进修班。
她爸妈住在青山镇老家，她爸是个木匠，她妈在家种地。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学。她那点工资，除了自己吃喝，剩下的都补贴家里了。这让我想起初中的时候，她的文具盒用了一年多，边角都磨掉漆了也舍不得换。我那时候不懂事，把人家文具盒藏起来，现在想想，真不是个东西。
有一次周末，外面下大雨，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就坐在她宿舍里聊天。雨点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味。
她坐在床边织毛衣，我坐在椅子上看一本过期的《大众电影》。忽然她问我：“周建国，你初中的时候为什么老欺负我？”
我放下杂志，挠了挠头，想了半天才说：“可能……可能是觉得你太傲了吧。”
“我哪里傲了？”她停了手里的活，“我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穿的衣服都是表姐剩下的，文具也是最便宜的，我傲什么了？”
“不是那种傲，”我组织着语言，“是……你成绩好，老师喜欢你，你好像什么都不怕，谁惹你你就敢跟谁硬碰硬。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这么不服软呢？越想越来气，就越欺负越狠。”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那不是傲，那是装的。”
“什么？”
“我说那不是傲，”她低下头，手里的毛线针来回穿梭，“我家里条件不好，我爸身体也不好，我要是再不强硬一点，你以为我在学校能好过吗？你不知道，我每天上学之前都要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不能被别人看扁了。你以为我不怕吗？我可怕了，怕得要死，但是我不敢露出来。”
我愣住了。这些事我从来不知道，也从来没想过去了解。在我年少的认知里，林秀梅就是一个成绩好、脾气硬、跟我不对付的女生，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想过她强硬的外壳下面藏着什么。
“我撕你作业本那几回，”我声音有些发涩，“你是不是又要重新写一遍？”
“你说呢？”她看了我一眼，“数学作业，二十道题，我熬夜写到十一点多。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眼睛都是肿的。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睡好，没敢说实话。我怕她来学校找老师，那我在班上就更没法待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郑重地看着她：“秀梅，我真的……真的很抱歉。那时候太混蛋了，不知道那些事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
她摆了摆手，语气反倒轻松了些：“都过去了。再说了，你也没好到哪儿去，被我告老师告了多少回？你爸打你的时候，我在窗外听见了，回去还偷偷笑了好久。”
我苦笑着说：“你倒是记仇记得清楚。”
“那当然，”她扬了扬下巴，“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记性好。”
雨小了一些，天边透出一丝光亮。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湿凉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周建国，”她背对着我，忽然说，“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事？”
“初三那年，我放在课桌里的那张画，是不是你撕的？”
我愣了一下，脑海里模模糊糊浮现出一个画面——一张画着荷花的画，用蜡笔涂的颜色，放在她课桌的抽屉里。有一天课间，我看见那张画露了个角，随手扯出来撕成了两半。
“是。”我说，“对不起。”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然后她转过身来，眼眶有点红，但是没有掉眼泪。
“那张画是我爸住院的时候画的，”她的声音很轻，“我画好了想贴在病房里，让他心情好一点。还没带去，就被你撕了。”
我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
“那时候我爸肝不好，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我怕他闷，就画了那张荷花。你知道荷花代表什么吗？代表平安。我画的时候一直在想，等我爸好了，他就能回家过年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很快又稳住了，“后来我爸好了，出院了，现在身体也不错。但是那张画没了，我到现在都记得它被你撕成两半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道歉的话我已经说过了，但此刻任何道歉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要让我“以身为偿”，那不是开玩笑的刁难，而是埋在心里多年的委屈和不甘。
“秀梅……”
“行了，不说这个了。”她转过身去，继续织毛衣，“过去的事了，提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你把窗户关了吧，有点冷了。”
我起身去关窗户，心里堵得难受。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年少时的那些“恶作剧”，对一个敏感又要强的女孩子来说，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伤害。而她居然还能坐在这里跟我聊天，教我做饭，这份宽容，我配不上。
那之后的好几天，我心里都不好受。上班的时候走神，被车间主任批评了两回。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张被撕成两半的荷花。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我想。不是还债，不是补偿，就是纯粹地想做点什么。
周末，我提前到了纺织厂宿舍，手里拎着一卷宣纸和一盒水彩颜料。她打开门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
“我想请你教我画画，”我说，“画荷花。”
她看了我好几秒钟，然后侧身让我进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书桌前，铺开宣纸，调好颜料。她先画了一遍给我看，运笔很稳，荷叶的脉络、花瓣的层次，一笔一笔都很有章法。我笨手笨脚地跟着画，画出来的荷花歪歪扭扭，像被风吹歪了的向日葵。
“你这也太难看了，”她一脸嫌弃，“这是荷花吗？这是张飞。”
“你教得不好。”我嘴硬。
“明明是你手笨。”
“手笨也是你教的。”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斗嘴，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走的时候，她把我画的那张“张飞”留了下来，说：“留着，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能笑半天。”
我骑车回家的路上，心情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风吹在脸上凉凉的，街边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路照得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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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波澜暗涌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还债”的日子已经过了一个半月。天气越来越冷，十一月的县城刮起了西北风，街上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我妈这段时间格外关注我的“进展”，每隔两三天就要盘问一遍。我每次都含糊其辞地说“还行”“挺好的”，但她显然不满意这种敷衍的答案。
“你到底去没去人家姑娘那儿？”我妈坐在沙发上，一边打毛衣一边审我。
“去了去了，每周末都去。”
“去了都干嘛？”
“做饭，聊天，帮她干点活。”
“光干活？”我妈急了，“你不会连人家手都没拉过吧？”
我脸一红：“妈，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是正事！”我妈把毛衣往腿上一拍，“周建国我告诉你，林秀梅这姑娘我是见过的，人长得俊，又有文化，在厂里还评过先进工作者，你要是再不抓紧，被人抢走了你可别后悔！”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赶紧往外跑，生怕她再问出什么让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说实话，我妈的话我不是没想过。这一个多月相处下来，我对林秀梅的感觉确实变了很多。从前提起这个名字，我脑子里浮现的是那个瞪着眼睛、气势汹汹的黄毛丫头。现在再想起她，脑子里全是她在灶台前炒菜的样子，低头织毛衣的样子，认真画画的样子，还有那天说起被撕掉的荷花时微微泛红的眼眶。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喜欢她了。但是我不敢确定她对我是什么感觉，毕竟从名义上说，我只是她的“债务人”。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静。
那天下班，我在厂门口碰见了老同学刘志强。他是我初中同学，外号“刘大嘴”，最大的爱好就是传播各种消息。
“周建国！”他老远就喊我，“好小子，听说你跟林秀梅处对象了？”
“没有的事，就是普通朋友。”我赶紧否认。
“普通朋友？得了吧，”刘志强凑过来，压低声音，一脸神秘，“我可告诉你，人家林秀梅在我们单位可抢手了，我们销售科新来的大学生都盯上她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大学生？谁？”
“姓孙的，叫孙明亮，省城财经学院毕业的，家里条件好得很，他爸好像是什么局的副局长。”刘志强拍了拍我的肩膀，“哥们儿给你提个醒，你要是真对人家有意思，可得抓点紧，别让人截了胡。”
我脸上装作若无其事，心里却翻江倒海起来。大学生，副局长家的儿子，省城毕业的——这条件听着就比我这个技校出身的农机厂技术员强一大截。
“那个……孙明亮，追了多久了？”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也就半个月吧，但是动静可不小，”刘志强说得眉飞色舞，“三天两头往纺织厂跑，上回还送了一大束玫瑰花，把整个会计室的人都惊动了。你是没看见那个阵仗，啧啧。”
我干笑了两声，找了个借口走了。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送玫瑰花？我跟林秀梅认识这么久，别说玫瑰花了，连根狗尾巴草都没送过。我每次去就是买菜做饭修东西，活脱脱一个上门服务的勤杂工。
心里头酸溜溜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我是不是真的不如那个大学生？人家有学历有家世，我呢？一个农机厂的技术员，工资一个月一百多块，住的还是厂里分的单身宿舍。拿什么跟人家比？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失眠了。翻来覆去到半夜，脑子里一会儿是林秀梅笑的样子，一会儿是那个素未谋面的孙明亮送玫瑰花的画面。我越想越烦躁，干脆坐起来，在黑暗里发了半天呆。
第二天是周六，我照常去了纺织厂宿舍。但是心境不一样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林秀梅正在择菜，看见我来了，说了句“来了？把土豆削了”，然后继续低头择她的芹菜。
我坐下来削土豆，削了两下，忍不住开口：“听说最近有人追你？”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择菜，语气平淡地说：“你听谁说的？”
“刘志强说的。”
“他那张嘴你也信？”
“他说是个大学生，姓孙的。”
林秀梅放下芹菜，抬头看着我。她的表情似笑非笑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是有这么个人，”她说，“怎么了？”
她承认得这么爽快，我心里反而更堵了。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我又不是她什么人。
“没什么，就问问。”我低下头，使劲削土豆，削得土豆皮乱飞。
“你是不是吃醋了？”她忽然问了一句。
我手一抖，差点削到手指头：“谁吃醋了？我吃什么醋？我就是随便问问。”
“哦，”她拖长了音调，“随便问问。”
那语气让我心里更烦了。我闷头削了三个土豆，削得都瘦了一圈。她看着那些瘦骨嶙峋的土豆，忍不住笑了：“你今天是来削土豆的还是来糟蹋粮食的？”
“不做了。”我把刀一放，站起来，“今天不做了。”
“怎么了？”
“没怎么，不舒服。”我胡乱找了个借口，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又忍不住回头说了一句：“你要是觉得那个大学生好，就不用让我来了，省得耽误你。”
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听着太小气，太不像个男人。但话已经出口了，覆水难收。她的脸色变了变，我以为她会生气，但她没有。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周建国，”她说，“你觉得我是那种人？”
我没说话。
“你觉得我让你来，就是为了使唤你、刁难你？”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觉得我这一个多月，是在拿你当笑话看？”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舌头好像打了结。
“你走吧，”她低下头继续择菜，“今天不用来了。”
我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还是转身走了。走廊里经过那个烫卷发的女人，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林秀梅敞开的房门，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混蛋。她让我来，教我做饭，跟我聊天，给我讲她家里的事，甚至给我讲那张被撕掉的荷花——她把这些年埋在心底的委屈都跟我说了，我却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送了几朵玫瑰花就阴阳怪气地甩脸子。
我到底在干什么？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出一张纸，想写点什么。想了半天，只写了一句话：“对不起，我今天犯浑了。”
然后我把纸揉成一团扔了。光写对不起有什么用？我得做点什么。
第二天下班，我跑了一趟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会计学原理》和一套新出的国画颜料。那本会计书我在橱窗里看到过一次，她上回提到想考进修班，应该用得着。颜料是替代她那些快用完的旧颜料，我记得她说过，好的颜料画出来的荷花才有灵气。
我还做了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去花店买花。没买玫瑰，我觉得太刻意了。我买了一束白色的百合花，清清爽爽的几枝，用报纸包着。老板娘说百合代表祝福，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收，但我想试试。
晚上六点，我骑车到了纺织厂宿舍楼下。抬头看了看她三楼的窗户，亮着灯。我深吸了一口气，上楼敲门。
门开了，她看见我手里的花和书，明显愣了一下。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她的语气冷淡，但门没有关上。
“昨天的事……是我犯浑。”我把花和书递过去，“这个是给你的。百合是道歉的，颜料和书是……是想帮你备考的。”
她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看了我半天，没有接。我被看得头皮发麻，心说这下完了，她可能真生气了。
“周建国，”她终于开口了，语气里的冷淡淡了一些，“你到底是来还债的，还是来追我的？”
这个问题直接把我问懵了。我站在那儿，手里的花差点掉地上。
“我……”我涨红了脸，“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一个多月……”
“行了行了，”她忽然笑了，伸手接过花和书，“进来吧，正好我还没吃饭呢，你把昨天没削完的土豆削了。”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赶紧跟进去。她低头闻了闻那束百合，嘴角微微翘起来，但马上又恢复了那副不太耐烦的表情。
“傻站着干嘛？削土豆去。”
“好嘞。”我屁颠屁颠地去洗土豆，心里头暖烘烘的，像是有一盏灯被点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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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真心相对
日子一天天过去，“还债”的期限越来越近了。十二月的县城冷得厉害，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但我的心却越来越热乎，因为我发现，林秀梅对我的态度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以前她让我来，是命令式的，“你来”“你把这个干了”。现在变成了商量的语气，“你今天有空吗”“能帮我看看那个水龙头吗”。虽然只是微小的变化，但我能感觉到。
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主动找她了。以前总是她打电话叫我，我才去。现在不叫我也去，有时候周三周四也去，借口是“路过”“顺路买了点菜”，其实纺织厂在城东，农机厂在城西，哪有什么顺路。
我妈看出了端倪，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家建国终于开窍了”。我爸倒是淡定，只说了句“找对象要稳重，别毛手毛脚的”，然后继续打他的太极。
那个孙明亮的事，后来林秀梅主动跟我说了。不是什么大学生追她，而是孙明亮托他们科长来说和，想介绍他表妹给林秀梅认识——完全不是刘志强说的那回事。我听了以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为了一场根本没影的乌龙，我居然在她面前甩脸子。
“所以你就吃醋了？”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以为有个大学生追我，你比不过？”
“我没有。”我嘴硬。
“你脸红了。”
“冻的。”
她哼了一声，但眼里有笑意。那一刻我觉得，有些东西不需要说破，心里明白就行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周六，天气特别冷，外面飘起了小雪。我们窝在她宿舍里包饺子，她和面，我剁馅。屋子里烧着煤炉，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雾。
“周建国，”她一边揉面一边说，“你说咱俩要是初中那会儿就知道以后会在一起包饺子，还会不会打架？”
“肯定打得更狠。”我说，“那时候要是知道以后要给你剁馅，我肯定跑得远远的。”
她笑了，笑得眉眼弯弯的。我发现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像两弯月牙，跟她平时冷着脸的样子判若两人。
“说真的，”她收了笑容，语气认真起来，“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相亲那天没掉头就跑。”
我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她。炉火的光映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正认真地看着我。
“不后悔。”我说，“你呢？”
她没回答，低下头继续揉面，但我看到她的耳根又红了。
饺子包到一半，我忽然注意到她右手的中指上缠了一块胶布。
“手怎么了？”
“没事，被缝纫机扎了一下。”她说，“月初厂里活多，会计室没事干的时候我去车间帮了几天忙。”
“被缝纫机扎了？严不严重？”我放下擀面杖，走过去想看看。
“都说了没事，就一个小口子。”她把手缩回去，但被我一把拉住了。
她的手指冰凉，中指上的胶布缠得歪歪扭扭的。我轻轻握住她的手，翻过来看了看，胶布下面隐隐能看到一点血迹。我的眉头皱了起来。
“去医院看了吗？”
“这点小伤去什么医院？”
“万一感染了呢？”我的语气不自觉地严厉起来，“你一个人在县城住，生病了谁照顾你？”
她愣了愣，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激动。她轻轻把手抽回去，说：“真没事，我上过药了。你赶紧包饺子，别耽误吃午饭。”
我站着没动，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冲动。我想说，让我来照顾你吧。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唐突了，毕竟“还债期”还没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真正说清楚。
吃饺子的时候，我们俩都有点沉默，各自想着心事。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整个县城都白了头。
吃完饭，我洗碗，她坐在床边织毛衣。空气里只有流水声和毛线针碰撞的细微声响。洗完了碗，我擦了擦手，走到她面前。
“秀梅。”
“嗯？”
“那个……三个月的期限快到了。”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织：“我知道。还差半个多月。”
“还完之后呢？”
她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丝闪烁：“什么之后？”
“还完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我还能来吗？”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钟。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像雪花落在窗台上：“你想来吗？”
“想。”
这个字说出来以后，我心里所有的纠结都散了。是的，我想来，不是因为欠她什么，不是因为要还债，而是因为我想见到她。
她把毛衣放在腿上，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又红了。但她没有哭，而是笑了一下，说：“那你来吧。”
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关系终于有了突破的时候，新的考验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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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风雨骤至
十二月底，眼看“还债期”就要结束了，我跟林秀梅的关系也渐渐明朗起来。虽然没有正式说明白，但彼此心里都有数了。我开始正儿八经地考虑以后的事——怎么跟家里说，怎么规划将来，甚至开始琢磨厂里有没有大一点的宿舍能申请。
就在这时候，一道暗流从平静的水面下涌了出来。
那天是周六，我照常去纺织厂宿舍。走到楼下，就看见林秀梅站在楼道口，脸色不太好看。旁边站着一对中年夫妻，男的我认识，是农机厂的副厂长赵德顺。女的是他老婆，不认识。
“周建国？”赵德顺看见我，脸色也变了变，“你怎么在这儿？”
“赵厂长，我来……”我还没说完，林秀梅就接过话头：“他是我同学，周末来帮我干活的。”
赵德顺的眼神在我和林秀梅之间扫了一个来回，嘴角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同学？我怎么听说你们在处对象呢？”
我心里一沉，预感不好。赵德顺这个人我了解，在厂里是出了名的精明算计，他儿子赵刚也在农机厂，仗着他老子的关系，在采购科混了个闲差，整天不干正事。我平时跟他们没什么交集，也不怎么打交道。
“赵厂长找秀梅有事？”我岔开话题。
赵德顺看了他老婆一眼，他老婆开口了。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着让人不舒服：“小林啊，上次我跟你提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们家赵刚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人有前途啊，他爸在厂里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你嫁过来，以后的日子肯定好过。”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下子就明白了。赵德顺两口子是来给儿子说亲的，相中了林秀梅。我的心猛地揪紧了，下意识地看向林秀梅。
林秀梅的脸色很平静，她淡淡地说：“阿姨，上次我已经说过了，我跟赵刚不合适。谢谢你们看得起我，但是这事真的不行。”
赵德顺老婆的脸立刻拉了下来：“不合适？哪里不合适？你一个中专生，在纺织厂当个小会计，我们赵刚哪里配不上你了？”
这话说得太难听了。我攥紧了拳头，正要开口，林秀梅拉住了我的袖子。
“阿姨，婚姻大事是两厢情愿的事，不是配不配的问题。”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我跟赵刚没那个缘分，强扭的瓜不甜。”
“什么缘分不缘分的，”赵德顺老婆的声音越来越高，“你知道多少人家想把姑娘嫁到我们家吗？我们主动来找你，是给你脸了——”
“够了。”
说话的是赵德顺。他抬手制止了他老婆，然后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打量。
“小周啊，”他慢悠悠地说，“你跟小林认识多久了？”
“从小就认识，初中同学。”我说。
“同学好啊，”他点了点头，话锋一转，“不过小周，你在厂里也有几年了，应该知道做人要本分。有些事呢，不是你该想的就不要想，有些人呢，不是你能攀的就不要攀。踏踏实实干活，日子才能过得安稳。”
这话听着是劝，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威胁。我的心沉了下去，赵德顺这是在敲打我，让我离林秀梅远一点。
“赵厂长，”我强压着心里的火气，“现在是下班时间，我的私事应该跟厂里没关系吧？”
赵德顺的脸沉了下来。他没有再说什么，拉着还想吵架的老婆走了。走之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让我心里发凉。
楼道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北风呼啸的声音。林秀梅靠在墙上，脸色发白，嘴唇抿得紧紧的。
“他们什么时候找过你？”我问。
“上个月就来过一次，”她的声音有些疲惫，“我没当回事，拒绝之后就以为过去了。没想到今天又来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
“跟你说有什么用？”她看了我一眼，“他们是你们厂的领导，你还能去跟他吵架不成？”
我沉默了。她说得对，我确实不能去跟赵德顺吵架，除非我不想在农机厂干了。但我心里憋得慌，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沉甸甸的。
那天我在她宿舍里待了很久，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她织毛衣，我发呆，两个人各有各的心事。临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楼道口，忽然说了一句：“周建国，你不用怕他。”
我回过头看她。楼道里灯光昏暗，她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处，但她的眼睛很亮。
“我没怕。”我说。
“那你皱什么眉头？”她笑了一下，“行了，回去早点睡。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我点点头，转身下楼。走出纺织厂大门的时候，北风刮得正猛，我把领子竖起来，推着车走在空空荡荡的街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一步一步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赵德顺那句话——“做人要本分，有些事不是你该想的就不要想”。
什么叫本分？喜欢一个人，想跟她在一起，这叫不本分？我一个技术工人，靠本事吃饭，哪里就不本分了？
回到家，我爸妈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爸看了我一眼，问：“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说了句“没事，有点累”，就回了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林秀梅的脸——她靠在墙上脸色发白的样子，她拉着我袖子不让我冲动的样子，她在昏暗的楼道里说“你不用怕他”的样子。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管赵德顺给我穿什么小鞋，我都不会放手。这份工作可以不要，但我不能对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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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深谈之夜
接下来的一周，厂里的气氛果然变得微妙起来。
先是我的加班申请被无故驳回了。以前技术员加班是常事，只要申请基本都批，但这回车间主任刘师傅把我叫到办公室，支支吾吾地说了半天，最后意思是“上面”觉得加班费支出太多了，要控制。
然后是调岗的传闻。老张偷偷告诉我，有人在传年后要把我调到下面的乡镇维修站去。乡镇维修站条件艰苦不说，离家远，一去就是一个礼拜回不来，跟发配没什么两样。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老张压低声音问我。
我没说话，心里清楚得很。赵德顺在厂里根基深，他要整我，有的是办法。但我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这么不遮掩。
又过了几天，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赵德顺的老婆跑到我妈的单位——她在供销社上班——去说闲话，说我“高攀不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妈气得不轻，回来就拉着我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办法，把事情的原委都说了。从相亲遇到林秀梅，到“还债”三个月，到赵德顺上门说亲被拒，一五一十全讲了。
我妈听完，沉默了很久。我以为她会骂我惹事，但她没有。她只是叹了口气，说：“建国，你喜欢那姑娘吗？”
“喜欢。”我说。
“她喜欢你吗？”
“应该……也喜欢吧。”
“那就行，”我妈拍了拍我的手，“日子是你自己过的，只要你俩心齐，什么坎都能过去。你妈我跟你爸当年结婚的时候，穷得连个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不也过来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眼泪。我妈这个人，平时唠叨得让人烦，可关键时候永远站在我这边。
那个周末，我没有去林秀梅的宿舍，而是约她去了县城外的那条河边。冬天的小河结了冰，两岸的柳树光秃秃的，田野里一片枯黄，远处的青山罩在一层薄雾里。天很冷，但阳光很好，照在冰面上闪着光。
我们沿着河岸慢慢走，谁都没有说话。走了一段，我停下来，面对着她。
“秀梅，赵德顺在厂里给我使绊子了。”
“我听说了。”她低下头，“刘志强那张嘴，什么事都传得快。”
“他想把我调到乡镇站去。”
“那你怎么想的？”
“我想辞职。”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大了：“你疯了？农机厂的工作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你为这点事就辞职？”
“不是为这点事，”我看着她的眼睛，“我是为以后。赵德顺在厂里一天，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与其被他拿捏，不如自己走。”
“走哪儿去？”
“省城。”我说，“你还记得你之前说的会计进修班吗？我打听过了，省城那边也有机械方面的培训班，我可以去学数控编程，学成了比现在的工资高不少。你要是愿意，我们一起去省城。”
她愣住了，嘴巴微微张开，像是被我的想法震住了。
“你疯了，”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你真的疯了。”
“我没疯，我想得很清楚。”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在寒风里微微发着抖，“秀梅，我这二十六年，头一回知道什么叫放不下一个人。赵德顺逼我，我不怕。我怕的是因为这点事，你就觉得我是胆小鬼，觉得我不值得托付。”
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低头，也没有抽回手。她就这样看着我，目光里有泪光，也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坚定。
“周建国，你不用辞职。”她说，“不是因为赵德顺，是因为你自己。你在农机厂干了这么多年，业务熟了，人也熟了，凭什么为了一个小人把自己的路断了？”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语气坚决，“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赵德顺是副厂长没错，但他不是天王老子，农机厂也不是他家开的。他给你穿小鞋，你就忍着，把工作干好，别给他抓把柄。他能蹦跶几天？机关算尽的人，迟早要摔跟头。”
“那你呢？”我问，“他老婆再来找你怎么办？”
“来就来，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还怕她撒泼不成？”她昂起头，那个倔强的表情跟初中的时候一模一样，但这一次，我看着她这副样子，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反感，而是一种踏实的安全感。
“周建国，”她忽然叫我全名，语气郑重其事的，“你看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
“当年你欠我的，这三个月你早就还清了，连本带利都还清了。从现在起，你不欠我任何东西。你要是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就跟你在一起。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怪你。”
她说完这句话，雪白的牙齿轻轻咬住了下唇，似乎在等我的回答。
河面上吹来一阵冷风，我解下自己的围巾，绕在她脖子上，一圈一圈缠好，打了个结。
“我不走，”我说，“除非你赶我走。”
她把脸埋进围巾里，只露出两只眼睛。那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的形状，我知道她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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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暖阳初照
日子继续过着，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跟林秀梅正式确立了关系，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张罗着让我带她回家吃饭。我爸倒是淡定，但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偷偷多做了两个菜。林秀梅进门的时候大大方方的，叫了声“叔叔阿姨好”，然后钻进厨房帮我妈洗菜，把我妈乐得直说“这姑娘好，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
赵德顺那边的小动作没有停。我的加班申请继续被驳回，调岗的传言也还在。但我不像之前那么慌了，该上班上班，该干活干活，手里的活儿做得比谁都漂亮。车间里的人都看在眼里，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有骨气，我都不在乎。
过了一段时间，省里来了一批农机补贴指标，需要技术人员下乡做配套培训。这是个苦差事，大冬天的往乡镇跑，吃住条件都差，没人愿意去。我主动报了名。
车间主任刘师傅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建国，你是不是傻？这个活又累又苦，还没有额外补贴，你图什么？”
“图个清静，”我笑了笑，“下乡待一阵子，省得某些人老惦记我。”
刘师傅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我在乡下待了将近一个月，跑遍了青山镇周边的十来个村子，教农民怎么使用新款的播种机和收割机。白天在地头讲课，晚上住在镇上的小招待所里，冷得要命，但心里踏实。林秀梅隔两天就给我打一个电话，每次说不上几句就要挂，但我知道她是心疼电话费。
过年的时候我回了县城。大年三十，我去了她宿舍，她包了饺子，我们俩坐在煤炉边，一边吃饺子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春晚。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我问。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个年过得挺好的。”她说。
“明年会更好。”我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在呢。”
她没有说话，但她的手悄悄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觉得，吃过的那些苦、受过的那些委屈，全都值了。
年后，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
赵德顺出事了。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对他这种精于算计的人来说，足够致命。厂里审计的时候发现采购科有一笔账对不上，查来查去，查到了赵刚头上。赵刚吓得把什么都招了，说是他爸授意的，好几笔采购单都吃了回扣。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农机厂都炸了锅。赵德顺被停职调查，赵刚也脱不了干系。一时间，曾经巴结他们爷俩的人全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
老张跑过来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兴奋得满脸通红：“建国，你说这事邪不邪门？当年他给你穿小鞋，现在自己栽了个大跟头！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没接话，心里说不上高兴还是什么。赵德顺倒霉，我当然没什么好同情的，但我也犯不着去踩一脚。林秀梅说得对，机关算尽的人，迟早要摔跟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下班后我骑车去了纺织厂，把消息告诉了林秀梅。她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老婆来找过我。”
我一愣：“什么时候的事？”
“年前，你下乡的时候。”她说，“来跟我道歉的。说她男人在查了，让我别往心里去。我没说什么，给她倒了杯水，她没喝就走了。”
我看着林秀梅平静的面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面对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她能不卑不亢地给人倒水，这份气度，我比不上。
“你就不恨他们？”
“恨有什么用？”她反问我，“恨又不能当饭吃。日子是往前过的，老是回头看，脚底下会绊跤。”
我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赵德顺的事尘埃落定之后，厂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新上任的副厂长姓杨，是从市局调来的，做事公道，对技术岗位也很重视。他找我谈过一次话，说看了我的档案和去年下乡培训的报告，觉得我是块料，问我愿不愿意去市里参加一个数控机床的进修班。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进修班，市里，数控机床——这跟我之前跟林秀梅说的那个打算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不用辞职了。
“去！”我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领导，我一定好好学！”
杨厂长笑了笑，在申请表上签了字。
我拿到申请表的第一件事，就是骑车飞奔到纺织厂，冲上三楼，敲开了林秀梅的门。她正在看书，被我吓了一跳。
“怎么了？火急火燎的？”
我把申请表拍在桌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市里的进修班，数控机床的，厂里批了！不用辞职了！”
她低头看了看那张表格，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一点一点亮起光来。
“我说什么来着？”她笑着说，“你把工作干好了，机会自然就来了。”
我激动得差点想抱住她转两圈，但考虑到这是在宿舍楼里，楼道里随时有人经过，我还是克制住了。我只是用力握了握她的手，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
“等我学成回来，”我说，“我们就结婚。”
她说：“谁要嫁给你？”
但她没有抽回手。
那天傍晚，春天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味道和远处田野里青草的气息。太阳正往西边落下去，晚霞把天空染成了一片温柔的橘红色。远处隐约飘来收音机里的歌声，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忽然觉得，这个春天，跟以往的每一个春天都不一样。
它格外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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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终成眷属
进修班在四月中旬开班，为期三个月。走的那天，林秀梅来车站送我。她塞给我一个布兜，里面装着她自己做的酱牛肉和煮鸡蛋，还有一包治感冒的板蓝根。
“省城不比县城，注意安全。”她帮我整了整衣领，语气平淡，但我注意到她眼角有点红。
“知道了。”
“好好学习，别东张西望的。”
“知道了。”
“还有，”她顿了顿，“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就行，长途贵，别乱花钱。”
我笑了，她永远都是这样，明明心里舍不得，嘴上却总是说些实际的。我忽然想起我们相亲那天她冷笑的样子，跟此刻眼前这个红着眼角叮嘱我省电话费的姑娘，简直判若两人。
“秀梅。”
“嗯？”
“等我回来。”
她点了点头。
火车开动了，我透过车窗看着她站在月台上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在视野里。我靠着座椅，闭上眼睛，心里满当当的。
省城的进修班比我想象的累得多。班上的学员大多是各个厂的技术骨干，底子都比我好。我这个技校出身的土八路，头两个礼拜几乎跟不上进度，每天晚上都要熬夜补课。但我咬着牙坚持，不懂就问，不会就练，笔记记了满满三大本。我告诉自己，不能辜负厂里的信任，不能辜负她的期望。
林秀梅的信比电话来得更勤。她的字很漂亮，一个个小楷端正秀气，跟她的人一样干净利落。信里说的都是日常琐事——车间里谁跟谁吵架了，她学会了做红烧肉，宿舍楼下的猫生了一窝小猫，等等。但每封信的结尾，她都会写一句“注意身体，别太累”。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我能反复看好几遍。
有一次，她在信里夹了一张照片，是她站在纺织厂门口拍的，穿着那件白底碎花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冲镜头微微笑着。我在昏黄的台灯下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里，贴着胸口放好。
三个月过得说快也快，说慢也慢。结业考试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但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拿到结业证书的那一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告诉她。
电话接通的时候，她在那头说：“我就知道你能行。”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她说：“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笨又这么轴的人，笨人肯下死功夫，反而走得远。”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夸奖，但我笑了。
七月中旬，我回到了县城。火车站还是那个火车站，但来接我的人不一样了。林秀梅站在出站口，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剪短了一些，看起来更精神了。夕阳的余晖落在她身上，给她镀了一层金色的光。
我走到她面前，把行李放下，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两个人都没说话，好像千言万语都堵在嗓子眼里，不知道先说哪一句。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晒黑了。”
“养养就白了。”
“瘦了。”
“吃你做的饭就胖回来了。”
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她只是伸出手，帮我把肩膀上的一点灰尘拍掉，然后说：“回家吧。”
回家。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好听得像一首诗。
那年国庆节，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在农机厂的食堂办的，请的都是亲戚和相熟的同事朋友。我爸妈高兴得见人就笑，我妈拉着林秀梅的手一个劲地说“好闺女好闺女”，林秀梅被叫得脸都红了。
刘志强当了司仪，这小子嘴皮子利索，把婚礼搞得热热闹闹的。老张带着一帮车间同事灌我酒，喝得我脸红脖子粗。林秀梅在纺织厂的那帮姐妹们围着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那个烫卷发的女人也在，她笑得最大声，嚷嚷着“我就说他俩有戏，我早就看出来了”。
唯一的小插曲是拜天地的时候，我偷偷握了一下林秀梅的手，她瞪了我一眼，小声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老实点。”但她的手没有抽走，反而回握了我一下。
那天晚上，客人都散了，我们坐在婚房里。房子是农机厂分的单身宿舍，不大，但被林秀梅收拾得干净利落。墙上贴了大红喜字，床上铺着我妈给做的新被子，窗户上贴着林秀梅自己剪的窗花——是一朵并蒂莲花。
“你还记不记得，相亲那天你跟我说了什么？”我问她。
“我说，当年你欠我的，今天拿你自己还。”她说。
“现在呢？还完了吗？”
她想了想，摇了摇头：“没还完。”
“啊？”
“你得拿一辈子来还。”她笑眯眯地看着我，那个眼神里带着三分狡黠、三分温柔，还有四分的认真，“三个月哪够？你当年干的那些好事，怎么也得用一辈子才够本。”
我也笑了。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暖暖的，软软的，跟当年那个被我气哭的小女孩的手一模一样，又完全不一样。我握紧了她的手，就像那年冬天在河边一样。
“行，”我说，“那就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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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岁月如歌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我还住在县城里，只是当年的农机厂早就改制了，我现在在市里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做技术顾问，算是半退休状态。林秀梅也退了休，纺织厂在她退休前两年就关了门，厂房拆了，建了一片住宅小区。她有时候路过那边还会感慨几句，说当年多热闹啊，车间里几百台缝纫机一起响，跟打雷似的。
我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闺女，小的是儿子。闺女随她，脾气倔，脑子好使，大学学的会计，现在在省城一家事务所工作。儿子随我，闷葫芦一个，但手上功夫不错，在读机械专业研究生。逢年过节孩子们都回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孙子孙女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热闹得很。
有一年春节，孩子们都回来了，吃过年夜饭，一家人围着看电视。闺女翻出了老相册，翻着翻着，翻到了一张老照片。
“妈，这是谁画的？”她抽出一张泛黄的宣纸，上面画着一朵荷花——画得歪歪扭扭的，荷叶肥大得不合比例，花瓣像是被人踩了一脚似的往一边歪。
林秀梅看了一眼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指了指坐在沙发上打盹的我：“你爸画的，他说这叫荷花，我看叫张飞差不多。”
我被笑声惊醒，睁开眼看见那张画，老脸一红：“这都多少年了，你怎么还留着？”
“当然要留着，”林秀梅把那张画小心翼翼地放回相册里，“这是我的宝贝，将来要当传家宝传下去的。”
孩子们起哄着要看，她就把相册摊开给他们看，一边翻一边讲。讲那张黑白照片是我们在公园划船的时候拍的，讲那张泛黄的结婚证是三十年前在民政局排了一上午队才领到的，讲那张“张飞荷花”是他们爸年轻时画的，当时笨得连笔都拿不稳。
我坐在一旁听着，心里暖烘烘的。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新年的钟声敲响了，电视里传来春晚主持人的倒计时声。孙子孙女们跑过来扑到我怀里，嚷着要爷爷发红包。
我摸了摸口袋，红包早就准备好了。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站在阳台上看烟花，一束一束的光在夜空中炸开，把整个县城照得亮堂堂的。林秀梅披了件外套走出来，站在我旁边。
“老头子，想什么呢？”
“想咱们相亲那天的事。”我说，“你说当年你欠我的，拿你自己还。现在想想，你那时候是真恨我吧？”
“恨，”她承认得很坦然，“咬牙切齿的恨。你以为那三个月我是为了刁难你？我是想看看你到底还是不是当年那个混蛋。你要是坚持不下来，我立马就让你走人，绝不含糊。”
“那我要是真的掉头走了呢？”
“你不会的。”她说。
“这么肯定？”
“因为我了解你，”她看着远处的烟花，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你这个人，看着粗枝大叶的，其实心里头比谁都软。初中那会儿我就知道。”
“初中那会儿你恨我恨得牙痒痒，还能看出我心软？”
“那当然，”她得意地扬了扬下巴，“我是谁啊？我可是林秀梅。”
我笑了，揽住她的肩膀。她靠在我身上，头发已经花白了，但身上还是那股淡淡的香皂味儿，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
夜空中又一束烟花炸开，金色的光芒照在我们脸上。我低头看了看身边这个跟我一起走过了大半辈子的女人，心里涌起一个念头——当年在人民公园门口，她没有掉头就走，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秀梅。”
“嗯？”
“那笔债，我还得怎么样了？”
她想了想，认真地说：“还行吧，算是及格了。”
“才及格？”我不满，“我伺候了你三十年，就混了个及格？”
“这不是还没伺候完嘛，”她拍了拍我的脸，笑得像个得逞的小姑娘，“等你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再说优秀的事。”
天边的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绽放，照亮了这座我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城。远处隐约传来笑语声和鞭炮声，空气里弥漫着年夜饭的味道和淡淡的火药味。
新的一年来到了。
我握紧了身边这个人的手，就像三十年前那个冬天在河边握住她的手一样。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