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天，南方这个名叫柳溪镇的地方，被连绵的梅雨笼罩着。十八岁的我，顶替退休的父亲，成了镇农机厂的一名学徒工。我的世界，从此被钢铁的冰冷、机油的黏腻和每日重复的流水线作业填满。直到我遇见了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起了毛的《读者文摘》。
它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午休时间。钳工班的老师傅李大海，从他那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衣口袋里，像掏一件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把它摸出来，戴上老花镜，沉浸其中。封面上那个熟悉的、挖掘绿洲的版画图案，与我周围沾满油污的机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鼓起勇气凑过去：“李师傅，看啥呢？”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我平时在车间里从未见过的光：“《读者文摘》，好东西啊。”
那是我第一次借阅。杂志很薄，纸张粗糙泛黄，但里面的文字却像一道强光，劈开了我灰暗的生活。我记得那一期有篇短文，讲的是撒哈拉沙漠里的依米花，用五年的时间扎根，只在第六年开一次小小的花。那一刻，我握着扳手、满是油污的手，微微颤抖了。我偷偷把那篇文章抄在了自己的工作笔记背面。
就这样，我成了这本“流浪杂志”的下一任读者。李师傅郑重地把书递给我，叮嘱道：“小心点翻，别弄脏了，后面还有三十七个人排队等着呢。”
我这才知道，这本杂志属于整个车间。它有一个用硬纸板仔细裱糊的封皮，封底内页，用蓝色圆珠笔画着密密麻麻的“正”字。李师傅告诉我，每传阅一个人，就画上一笔。我数了数，加上我即将画上的那一笔，正好是三十八个“正”字的第一笔——这意味着，它已经被完整地传阅了三十七次。
这本杂志，像一条隐秘的河流，在车间粗糙的外表下静静流淌。它的上游是技术员张姐，一个戴着眼镜、文静的女大学生。每月中旬，她会把新到的杂志带来。首先阅读的，往往是厂办宣传科的“笔杆子”老周，他会用红笔在某些句子下划上波浪线，旁边写上“妙！”或者“深思！”。接着是电工班班长，一个能一边接线一边背诵普希金诗歌的怪才。然后才会轮到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我跟着这本杂志，看到了一个远比车间、比柳溪镇广阔的世界。我读到了爱因斯坦对青年的寄语，知道了有一个叫斯蒂芬·霍金的人在思考时间的起源，读到了来自异国的幽默小品，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存在主义”这个拗口却迷人的词汇。在充斥着“生产定额”、“技改”和“奖金”的日常里，这些文字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氧气。
传阅有着严格的、不成文的规定。每人最多只能保留两天，不能在车间里看（被领导发现会被认为“不务正业”），不能折角，更不能用沾满油污的手直接触碰内页。每次读完，传给下一个人时，我们都会有一种默契的、近乎仪式感的交接。
我记得传给下一个人是翻砂车间的黑娃。他比我大两岁，浑身总沾着洗不掉的黑色砂砾。那天下着小雨，在厂区后墙的拐角，我把用塑料袋包好的杂志塞给他。他黝黑的脸上立刻绽出笑容，飞快地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才接过去，紧紧捂在怀里。“放心，哥，保证完璧归赵！”他呲着一口白牙说。
后来，我在那本杂志的读者来信栏目里，看到了一首署名“柳溪砂工”的小诗，写的是熔化的铁水像奔流的星河。我知道，那一定是黑娃。
这本《读者文摘》我们传阅了整整一年。直到1987年，张姐调去了市里的总局，新的《读者文摘》断供了。那本传阅了三十八次的杂志，最后传回了李师傅手中，被他锁进了自己的工具箱最底层，成了我们这群人共同的精神秘密。
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农机厂最终在九十年代末改制，工友们星散四方。黑娃去了深圳，从流水线做到了一家电子厂的管理层；李师傅开了个修理铺，手艺闻名乡里；而我，受那些文字的感召，通过业余苦读，考上了夜大，最终成为了一名记者。
2015年，我在省城一家嘈杂的咖啡馆里，用智能手机刷着资讯，享受着信息爆炸带来的便利，却也感到了某种无所适从的空洞。忽然，我接到了黑娃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如今常驻越南管理分厂）。
我们聊起近况，聊起家庭，最后，不可避免地聊到了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黑娃用带着广式口音的普通话，轻轻念道：“‘井底的青蛙，一旦跳出深井，方知天地之广阔。’……哥，你还记得吗？那本《读者文摘》上的话。”
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我当然记得。那句话，就抄在我那本早已泛黄的工作笔记上。
原来，那本单薄脆弱的杂志，那些被无数双粗糙的手抚摸过的页面，从未真正消失。它把知识的种子，和看待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深深地埋进了三十八个年轻而饥渴的心灵里。在一個物质与精神都相对匮乏的年代，是它，为我们这三十八个人，撬开了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窗。而我们，也用各自后来的人生，走出了三十八条不同的、却同样坚实的路，回应了那个时代对“知识”最真诚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