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七年，我第一次在秦芳面前摔门。
包厢里空调开得很足，冷气从头顶的出风口直直灌下来，我坐在圆桌最靠门的位置，面前摆着一壶已经泡到发白的菊花茶。秦舒挨着我坐，右手边是她姐秦芳，再过去是姐夫刘建国，还有秦芳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刚上小学，正拿筷子敲碗沿玩。
“这家海鲜不错，”秦芳翻着菜单，指甲上涂着亮红色的甲油，翻页的时候在灯光下一闪一闪，“上次单位聚餐来过，帝王蟹做得特别地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而是看着秦舒。秦舒嗯了一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接话。
我知道她在等我开口。
按照惯例，这种场合买单的一定是我。秦芳过生日，刘建国从来不带钱包，去年在海底捞吃了八百多，最后是我扫码付的，秦芳连句客气话都没说，只是拍了拍秦舒的肩膀说“你家老宋真大方”。秦舒回来路上一直沉默，到家才说了句“对不起”，我说没事，一年也就一次。
但那是因为去年只要八百多。
“姐，帝王蟹现在多少钱一斤？”秦舒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问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
“不贵，两千多一只吧，三四斤的那种。”秦芳说得云淡风轻，好像两千块只是一包烟钱。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有粉笔灰，今天上午上了四节课，下午改完两个班的作文，手背上沾了红笔印子，洗了好几遍也没洗干净。中指关节处有一道干裂的口子，冬天留下的，到现在还没好透。
“要不换个别的？”秦舒的声音更低了，“我看那个龙虾套餐也不错，一千出头——”
“哎呀，难得过一次生日嘛，”秦芳打断她，笑着冲服务员招手，“来一只帝王蟹，蒜蓉蒸的，再要一份刺身拼盘，一份鲍鱼焖鸡，孩子们要吃菠萝咕咾肉——”
她报菜名的时候声音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理所当然。服务员飞快地在平板上记着，偶尔抬头确认一下。刘建国在旁边刷手机，头也不抬，好像这一切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房贷八千五，车贷三千二，秦舒上个月刚换了工作，试用期工资只有四千出头。我一个月到手一万零几百，加上她的，刚好够还贷款和生活。儿子宋小阳下学期的补习班费用还没交，英语和数学两门，六千八。我妈上周打电话来说腰疼，想去省城医院看看，我说等月底发了工资再说。
这些数字在我脑子里排着队，一个一个跳出来，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差。
秦芳还在点菜，又要了一份椒盐皮皮虾，一份清蒸石斑鱼，一份蒜蓉粉丝蒸扇贝。服务员提醒说可能吃不完，秦芳笑着说没事，吃不完打包。
“老宋，你喝什么？”刘建国突然抬头问我，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某款手游的画面。
“开车来的，不喝了。”我说。
“那就果汁吧，鲜榨橙汁，一扎。”秦芳替我做主了。
我站起来。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秦舒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太熟悉的表情——那种介于担忧和恳求之间的神色，好像在说“别这样”。
我没看她。
“我去趟洗手间。”我说，声音很平静。
走出包厢的时候，走廊里的暖气扑面而来，跟包厢里的冷气形成一种奇怪的温差，让我打了个寒颤。我没有去洗手间，而是径直走向电梯口，按下了一楼的按钮。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子里映出一张疲惫的脸，三十八岁，眼角的皱纹已经开始固定下来，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不算多，但在灯光下很明显。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几秒钟，忽然觉得陌生。
手机震了一下。
秦舒发的消息：“你去哪？”
我没回。
电梯到了一楼，我穿过大堂，推开玻璃门走出去。外面在下小雨，不大，但很密，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没带伞，也不想回去拿，就这么走进了雨里。
车停在酒店门口的停车场上，银色的大众朗逸，开了六年，车身有几处划痕，我一直没去补。拉开车门坐进去，雨刷自动刮了一下挡风玻璃上的水珠，然后又停下来。
我发动了车，但没有马上走。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电话。秦舒打的。
我接了。
“你去哪了？”她的声音很急，背景音里有秦芳说话的声音，听不清在说什么。
“我先回去了。”我说。
“为什么？”
“你们吃吧，不用管我。”
“宋知远，”她叫我全名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事情已经很严重了，“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看着雨刮器停顿的位置，那里有一片枯叶卡在橡胶条和玻璃之间，被雨水泡得发软。“没有，”我说，“我就是有点累，想早点回去休息。”
“那你等下，我把外套拿出来——”
“不用，你们吃吧，我走了。”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挂挡，松手刹，车子缓缓驶出停车场。
雨越下越大，雨刷开到最快还是来不及刮干净挡风玻璃上的水幕。路上的车不多，路灯的光在水雾里晕成一片模糊的橙色。我开得很慢，几乎是滑行，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
秦芳比秦舒大三岁，从小就是家里的中心。秦舒跟我说过，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每年秦芳生日，她妈都会煮两个鸡蛋，秦芳吃一个半，她和弟弟分半个。后来秦芳嫁给了刘建国，刘建国在建筑公司当项目经理，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赚了不少，买了房买了车，秦芳辞了工作在家带孩子，朋友圈里全是旅游和美食的照片。
但这两年建筑行业不景气，刘建国的项目款一直收不回来，房子早就抵押出去了，车也卖了抵债。这些事秦舒没跟我说，是我自己发现的。有一次我去接秦舒下班，看到她姐站在医院门口等她，两个人说了很久的话，秦舒回来以后眼睛红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
后来我查了一下秦舒的手机转账记录，才发现这半年她每个月都在给她姐转钱，少的一千，多的三千。她没有告诉我，我也假装不知道。
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回到家的时候快九点了。客厅的灯没开，黑漆漆的，只有卧室的门缝里漏出一条光。宋小阳应该已经睡了，他明天还要上学。
我换了拖鞋，没开灯，摸黑走进厨房倒了杯水。冰箱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水池里还有晚饭没洗的碗，两只盘子叠在一起，筷子上还沾着酱油渍。
手机又震了。
我以为还是秦舒，拿起来一看，是一条银行短信。
“【XX银行】您尾号8732的储蓄卡于7月12日21:03消费支出人民币12,580.00元，余额386.42元。”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了，我又按亮，再看一遍。
一万两千五百八十。
我的第一反应是银行卡被盗刷了。第二反应是秦舒拿我的卡去付了那顿饭钱。第三反应是——
不可能，一顿饭怎么可能吃到一万两千多？
我拨了秦舒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第三遍的时候直接关机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机攥在手里，手心全是汗。客厅很暗，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很响。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秦舒进来了，身上淋了雨，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到我坐在黑暗里，愣了一下。
“怎么不开灯？”
我没回答她的问题。“那一万两千多是怎么回事？”
她把塑料袋放在鞋柜上，弯腰换鞋，动作很慢。“我刷的卡。”
“我知道是你刷的。我问的是怎么回事。”
“姐说她想吃帝王蟹，我就点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一只帝王蟹两千多，你跟我说一万两千多？”
“还点了别的，后来又加了酒，茅台。”
我站起来，手机差点掉在地上。“秦舒，你知道我们卡里还剩多少钱吗？”
“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小阳下学期的补习班费还没交？我妈要看病，我跟她说月底给她寄钱——”
“我知道。”她还是那句话，语气平静得让我害怕。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的声音大了起来，喉咙发紧，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一万两千多，我们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你姐过个生日就要吃一万两千多？她是什么公主吗？还是你欠她的？”
秦舒抬起头看着我。客厅很暗，但我还是看清了她的表情——嘴角紧紧抿着，眼眶泛红，但眼泪没有掉下来。她看了我几秒钟，然后低下头，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小盒子。
“我今天去医院了，”她说，声音有些发抖，“本来想吃完饭再告诉你的。”
她把盒子放在茶几上，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盒验孕棒。
“两条杠，”她说，“我又抽血查了，确认了。”
我愣住了。
“四十天了，”她继续说，声音越来越轻，“我想告诉你，但一直没找到机会。今天姐过生日，我不想扫大家的兴。”
我看着茶几上那个白色的小盒子，又看看她湿漉漉的头发和发红的眼眶，忽然觉得喉咙更紧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你不想要，”她说，“但我想留着。”
她说完这句话就转身进了卧室，轻轻关上了门。
我站在客厅里，手机屏幕上还是那条银行短信，余额386.42元。窗外雨还在下，打在窗户上沙沙作响。冰箱的低鸣声持续不断，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音符。
我慢慢坐回沙发上，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盯着那个白色的小盒子看了很久。
宋小阳今年十一岁，五年级。他出生那年我二十七岁，刚考上编制，在一个乡镇中学教书，一个月工资两千八。秦舒那时候还在卫校读书，我们连婚礼都没办，领了个证就算结婚了。她爸妈不同意，觉得我一个穷教书的养不起她，但她还是嫁过来了。
后来我考到了市里的重点中学，工资涨了一些，但依然不够花。宋小阳三岁那年得了肺炎住院，我们借了两万块钱才凑够医药费。那两年我每天晚上出去做家教，周末也不休息，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日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熬过来的。
现在好不容易稍微好一点了，她又怀孕了。
我不是不想要。我只是不敢要。
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我妈的号码，想了想，又退了出去。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这个月没钱寄给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她又要有一个孙子或者孙女了。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变成若有若无的毛毛雨。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到对面楼的窗户还亮着几盏灯，有人在阳台上抽烟，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明灭不定。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冬天，有一次我去学校接宋小阳放学，在校门口碰到一个家长。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驼色大衣，妆容精致，开着一辆白色的宝马。她儿子跟我儿子同班，两个孩子关系挺好，经常约着一起玩。
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老师。她哦了一声，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我注意到她看了一眼我的车——那辆银色的朗逸，车门上有一道很长的划痕，是我在停车场被人蹭的，一直没修。
后来她再也没有约过我儿子去她家玩。
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秦舒。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眼神——不是鄙视，也不是嫌弃，就是一种很平淡的、理所当然的忽略。
就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
就像我所有的努力和挣扎，在她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这种感觉我很熟悉。
我爸是个工人，一辈子在机械厂干活，五十岁不到腰就坏了，提前办了病退。我妈在菜市场卖菜，每天早上四点起来进货，冬天手上全是冻疮。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凑不出学费，我爸把摩托车卖了，我妈把金耳环当了，才勉强凑够第一年的钱。
我读大学的时候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因为没有像样的衣服穿。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三块五一碗的西红柿鸡蛋面，我吃了四年。
毕业后我考了教师资格证，回到县城的中学教书。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可以让我妈享福了。结果我妈查出了腰椎间盘突出，要做手术，又是三万块。
我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最后是高中同桌借了我一万。他说不用急着还，但我还是在一年内还清了，每天只吃馒头咸菜，瘦了二十斤。
这些事情我从没跟秦舒详细说过。她知道一些，但不全知道。我也不想让她知道太多，怕她觉得嫁给我委屈。
可是今晚，当她站在客厅里，浑身湿透，告诉我她怀孕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失败。
我连一顿饭的钱都付不起。
我连老婆想吃的东西都不敢让她点。
我算什么男人？
我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肩膀不受控制地抖起来。
我没有哭出声，但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滴在裤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过了很久，我听到卧室门开了。
秦舒走出来，换了一身干衣服，头发也用毛巾擦了擦，但还是湿的。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伸手握住我的手。
“对不起，”她说，“我不该瞒着你。”
我摇了摇头，说不出话。
“那笔钱，我会想办法还上的，”她说，“我可以多做几份兼职——”
“不用。”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的木头，“我来想办法。”
“什么办法？”
我没回答。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信用卡额度早用完了，花呗也欠着几千块，借呗的利息太高我不敢碰。朋友同事那边，能借的我基本都借过一轮了，还没还清。
但我不能让她担心。
“我有办法，”我说，“你别管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神情。不是怀疑，也不是感激，更像是一种审视——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一样。
“宋知远，”她轻声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这么累。不要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扛。不要每次我姐那边有什么事你就觉得是你的责任。不要每次我妈生病你就觉得是你没照顾好。”
“你妈不就是我妈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我是说，你已经够好了。你不用对每个人都负责。”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她很瘦，肩膀窄窄的，腰也很细，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孩子的事，”我说，“你想留着就留着吧。”
她转过身，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哭了，又像是没哭。
“真的？”
“真的。”
她走过来，抱住我，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还是湿的，有一股洗发水的味道，混合着雨水的气息。
“谢谢你，”她说，声音闷闷的，“谢谢你愿意留下来。”
我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她松开我，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但嘴角带着笑。
“我刚才以为你会走。”
“走去哪？”
“我不知道。但你走的时候，我感觉你好像不会再回来了。”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她在说什么。
刚才在酒店，我摔门离开的那一刻，她一定在想：他是不是受够了？他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不会走的，”我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就是……就是需要冷静一下。”
她点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我们就这样站着，在昏暗的客厅里，谁也没有再说话。窗外的雨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小块银白色的光。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秦舒睡得很沉，呼吸均匀，一只手搭在我的胸口上。我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各种念头翻来覆去。
一万两千五百八十。
怎么还？
我想到明天要去银行查一下明细，看看有没有办法取消这笔交易。虽然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总得试试。
我又想到了我妈。她的腰疼到底怎么样了？要不要催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可是检查费、药费、路费，又是一笔开销。
还有宋小阳的补习班。下学期就六年级了，小升初的关键时期，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补课，他不补肯定跟不上。
还有秦舒肚子里的孩子。奶粉、尿布、衣服、玩具、以后的学费……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
没关系，一步一步来。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六点钟就醒了。秦舒还在睡，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洗漱完毕，下楼买了豆浆油条回来放在桌上。宋小阳七点起床，吃完早饭背着书包出门了，临走前跟我说了声“爸再见”。
我看着他背着大书包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主动要什么东西。同学都有电话手表，他没有，但他从来没抱怨过。有一次他回来说班上有个同学过生日请全班去吃必胜客，秦舒问他你想不想也请一次，他摇摇头说不用，太贵了。
他才十一岁。
我收拾好碗筷，准备出门去银行。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您好，请问是宋知远先生吗？”
“是我。”
“我是XX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工号7843。我们系统监测到您名下的一张信用卡昨晚有一笔异常交易，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
我心里一紧。“什么异常交易？”
“昨晚21:03，在‘海悦海鲜酒楼’有一笔消费，金额12,58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不是，”我说，“是我太太用的，她拿着我的附属卡。”
“好的，明白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跟您说明一下，”对方顿了顿，“这张卡昨天下午刚刚被临时调高了额度，从一万调到了两万，请问是您本人申请的吗？”
我愣住了。
“不是我申请的。”
“那您太太申请的吗？”
“我不知道。”
“好的，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另外，这笔消费目前还在清算阶段，如果您确认不是本人意愿消费，可以申请争议处理——”
“等等，”我打断她，“你说额度被调高了？”
“是的，昨天下午15:23，通过手机银行申请的，临时提额到两万元，有效期30天。”
“谁申请的？”
“这个需要您登录手机银行查看，我这里只能看到操作时间和方式。”
我挂了电话，立刻打开手机银行，翻到信用卡管理页面。果然，额度调整记录里有一条：7月12日15:23，临时提额，从10,000元调整为20,000元。
操作人显示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操作。
我坐在沙发上，手机握在手里，脑子飞速转动。
秦舒？不可能，她不知道我的手机银行密码。
难道是秦芳？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觉得荒唐。秦芳怎么会知道我的密码？但转念一想，昨天下午秦舒和我都在上班，手机一直放在口袋里，密码是我的生日，秦舒知道，秦芳也有可能从秦舒那里知道……
我摇了摇头，把这个想法赶出脑海。
不可能。秦芳虽然爱占便宜，但还不至于做这种事。
那会是谁？
我拨通了秦舒的电话。
“喂？”她的声音迷迷糊糊的，显然还在睡觉。
“你昨天下午有没有动过我的手机？”
“没有啊，怎么了？”
“我的信用卡被临时提额了，就在昨天下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没动过你的手机，”她说，“会不会是银行自动调的？”
“不可能，银行调额会发短信确认，我根本没收到。”
“那会不会是你自己忘了？”
“我确定没有。”
又是一阵沉默。
“宋知远，”秦舒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怀疑我吗？”
“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就是在怀疑我。”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你觉得是我拿了你的手机，偷偷调了额度，然后刷了一万多块钱请我姐吃饭，对不对？”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么想的！”她吼了出来，声音尖锐得让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我秦舒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对不对？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拿着老公的血汗钱去贴补娘家，对不对？”
“秦舒——”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刷那张卡吗？”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带着一种我听不懂的情绪，“因为我姐她……”
她停住了。
“她怎么了？”
“没什么，”她吸了吸鼻子，“算了，不说了。你要查就查吧，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
她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愣在原地。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客厅的地板上，明晃晃的一片。小区楼下有人在遛狗，狗叫声远远传来，夹杂着孩子的笑声。
一切都那么正常，正常的早晨，正常的生活。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手机屏幕上那条额度调整记录，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如果秦舒没有动过我的手机，那会是谁？
手机银行登录需要密码，支付也需要密码。我的密码是固定的，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连秦舒都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只告诉她是我的生日，但顺序是反的。
除非有人偷看了我输入密码。
但我平时都很小心，每次输密码都会用手挡住。
除非……
我猛地站起来，冲到书房，打开电脑，登录网上银行。
交易记录里，除了昨晚那笔12,580元的消费，还有一笔：昨天下午16:47，在“华润万家超市”消费498元。
我从来没有去过华润万家。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银行的客服电话。
“您好，我想查一下我信用卡昨天的所有消费记录，包括时间和地点。”
“好的，请稍等。”
几分钟后，客服小姐的声音传来：“宋先生，您尾号8732的信用卡昨天共有两笔消费：16:47在华润万家超市消费498元，21:03在海悦海鲜酒楼消费12,580元。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华润万家那笔消费，能不能查到具体买了什么？”
“这个需要联系商户查询，我这边只能看到消费金额和时间。”
“好的，谢谢。”
我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后背的冷汗已经把衬衫浸湿了。
498元。
华润万家。
昨天下午四点多。
那个时候我正在学校上课，手机放在办公桌抽屉里。
是谁拿了我的手机？
我闭上眼睛，努力回想昨天下午的情况。
昨天下午我有两节课，第一节是两点到三点四十，第二节是四点到五点四十。中间有二十分钟休息时间，我回了办公室，喝了一杯水，翻了翻手机，然后继续去上课。
办公室里还有其他老师。李老师坐在我对面，王老师坐在我旁边，还有几个其他年级的老师偶尔过来串门。
但谁会动我的手机呢？
我睁开眼，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了李老师的号码。
“喂，李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昨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动过我桌上的手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没注意啊，怎么了？丢东西了？”
“不是，就是问问。”
“哦，那我帮你问问其他人？”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李老师。”
我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头顶的吊灯是几年前买的，款式老旧，灯罩里积了一层灰。墙角有一张蜘蛛网，一只小蜘蛛趴在网中央，一动不动。
我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疲惫，像是整个人被抽空了一样。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外面的阳光很好，天空蓝得透明，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楼下的小广场上，几个老人正在打太极，动作缓慢而舒展。
这个世界看起来那么好。
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变了。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
“喂？”
“请问是宋知远先生吗？”一个女声，听起来很年轻。
“是我。”
“我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我叫赵敏。我们这边接到一起报案，涉及您的个人信息，想请您配合调查一下。”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什么报案？”
“您认识一个叫周建民的人吗？”
周建民。
这个名字像一把刀，狠狠扎进我的脑子里。
我当然认识周建民。
他是秦芳的老公。
不，准确地说，他是秦芳的前夫。
秦芳嫁给刘建国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对象就是周建民。这段历史秦家人很少提起，我也是结婚后才断断续续知道的。
周建民是个赌徒，欠了一屁股债，秦芳跟他过了三年，实在受不了了，离了婚。离婚后周建民消失了几年，最近又出现了，到处找人借钱。
但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认识，”我说，“他是我大姨子的前夫。”
“好的，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不知道，我跟他没什么来往。”
“是这样的，”赵敏的语气很专业，“我们昨天下午抓获了一个盗窃团伙，其中一名嫌疑人供述，他曾在几天前偷窃过一部手机，并用那部手机进行了信用卡盗刷。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那部手机的主人可能是您。”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偷窃？”
“是的，据嫌疑人交代，他是在一家学校的办公室里偷的，时间是7月11日下午。我们查到的消费记录显示，昨天下午有一笔498元的消费是在华润万家，用的是您的信用卡。”
“可是我昨天还在用我的手机——”
“嫌疑人偷的不是您的手机，而是您的手机SIM卡。”
我愣住了。
“嫌疑人趁您不在的时候，打开了您的手机卡槽，取走了您的SIM卡，放进他自己的手机里，然后用短信验证的方式登录了您的手机银行，进行了提额和消费操作。之后他又把SIM卡放回了您的手机里，整个过程只需要一两分钟。”
“所以他是在我上课的时候——”
“是的，根据嫌疑人的交代，他是在您下午第一节课期间作案的。他伪装成学生家长，进入了教师办公室，趁无人注意时实施了盗窃。”
我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所以，不是秦舒。
不是秦芳。
甚至不是任何我认识的人。
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贼，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走了我的SIM卡，用我的信用卡刷了一万多块钱。
而我，却因为这件事，差点跟秦舒吵起来。
“宋先生？您还在吗？”
“我在，”我的声音有些发抖，“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已经立案了，您需要到最近的派出所做一份笔录，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我们会尽快追回赃款，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好的，我知道了。”
“另外，建议您立即冻结信用卡，修改所有账户的密码，以防再次发生类似情况。”
“好的，谢谢。”
我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浑身发软。
窗外的阳光依然很好，但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秦舒的电话。
“喂？”她的声音还是冷冷的。
“秦舒，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错怪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什么意思？”
我把警察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听完之后，她也沉默了很长时间。
“所以你刚才一直在怀疑我？”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
“我——”
“你觉得是我偷了你的手机，调了额度，刷了卡，然后嫁祸给别人？”
“不是，我只是——”
“宋知远，”她打断了我，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也不是伤心，而是一种深深的失望，“我们结婚七年了，你居然连这点信任都不给我。”
“秦舒——”
“你知道吗，昨天下午我确实去过华润万家。但不是用你的卡，是用我自己的卡。我给小阳买了一双鞋，他那双球鞋已经破了，脚趾头都快露出来了。”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跟你说吗？因为他怕你觉得花钱。他才十一岁，就知道怕你。”
“秦舒——”
“我姐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她继续说，声音越来越轻，“她说她知道我们不容易，那顿饭的钱她会想办法还给我们。她说她昨天之所以点那么多，是因为刘建国在外面欠了赌债，她想趁还能吃得起的时候好好吃一顿。”
我愣住了。
“刘建国欠了多少？”
“三十多万。高利贷。讨债的天天上门，她已经撑不住了。所以她昨天才会那么大手大脚，因为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宋知远，”秦舒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温柔，“我不是怪你。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也会很辛苦？有时候我也需要一个肩膀靠一靠？”
“我——”
“你不用回答了，”她说，“你先去派出所做笔录吧。有什么事晚上回来再说。”
她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但我感觉自己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昨天下午，秦舒说她去了华润万家。
她给小阳买了鞋。
用的是她自己的卡。
而我，却因为一条银行短信，怀疑她偷了我的信用卡。
我真是个混蛋。
我站起来，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张疲惫的脸。
三十八岁，眼角的皱纹，鬓角的白发。
这个男人，每天早出晚归，拼命赚钱，以为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好丈夫、好父亲。
但他连最基本的信任都给不了自己的妻子。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鞋子破了。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大姨子已经被逼到了绝路。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拿起手机，给秦舒发了一条消息：
“晚上我去接小阳放学，我们一起吃顿饭吧。我请客。”
发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
“对不起。”
等了很久，她才回了一个字：
“好。”
我放下手机，走出家门。
阳光很好，微风拂面，空气里有桂花香。
我决定先去派出所做笔录，然后去银行办理冻结手续，再去学校请假，下午早点去接小阳放学。
我要给他买一双新鞋。
不，我要给他买两双。
我还要给秦舒买一条裙子，她上次说喜欢的那条，一直舍不得买。
我还要给秦芳打个电话，告诉她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可以听她说说。
我还要给我妈打个电话，问她腰还疼不疼，告诉她我月底一定把钱寄回去。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没关系，一步一步来。
我走在阳光下，脚步比刚才轻快了一些。
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秦舒发来的消息：
“晚上我想吃火锅。”
我笑了。
“好，就去你最喜欢的那家。”
“还有，不许抢着买单。”
“好，这次让你买。”
“你说的。”
“我说的。”
我收起手机，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很蓝，云很白，阳光很好。
生活很难，但好像也没那么糟。续写
那天晚上的火锅吃得格外安静。
我们选了靠窗的位置，宋小阳坐在我和秦舒中间，面前摆着一盘肥牛、一盘虾滑、一盘土豆片，还有他最爱吃的午餐肉。锅底是鸳鸯锅，一半麻辣一半番茄，红汤翻滚的时候热气腾腾，白雾模糊了玻璃窗。
“爸，你怎么不吃？”宋小阳夹了一块肥牛放进我碗里，眼睛亮亮的。
“吃，你多吃点。”我把肥牛塞进嘴里，烫得舌尖发麻，但没吐出来。
秦舒坐在对面，低着头慢慢涮青菜，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目光相遇的时候又迅速移开。她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色T恤，头发扎起来了，露出干净的脖颈线条。我发现她瘦了很多，锁骨凸出，手腕细得像是一折就会断。
“妈，你今天怎么不说话？”宋小阳看看她，又看看我，小脸上写满了困惑。
“妈妈嗓子不舒服，”秦舒笑了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你快吃，吃完回去写作业。”
“今天没作业，”宋小阳得意地说，“老师说下周运动会，这两天不布置作业。”
“那正好，”我说，“吃完饭我们去逛逛，给你买双鞋。”
宋小阳愣了一下，下意识看向秦舒。
秦舒没说话，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真的吗？”宋小阳的声音很小，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
“真的，”我说，“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都行……”他低下头，用筷子戳着碗里的虾滑，“不要太贵的就行。”
我心里一酸，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没事，爸爸有钱。”
秦舒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吃完饭我去结账，服务员说已经买过了。我回头看秦舒，她已经牵着宋小阳站在门口了，夜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遮住了半边脸。
“说好我请的。”我走过去说。
“下次吧。”她说，声音很轻，被风吹散了一半。
我们三个人沿着街边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宋小阳走在中间，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秦舒，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快乐的小麻雀。路过一家运动品牌店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指了指橱窗里那双蓝色的篮球鞋。
“进去试试？”
宋小阳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但他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先看了看秦舒。
秦舒点了点头。
试鞋的时候，宋小阳坐在矮凳上，店员蹲下来帮他系鞋带。他穿着那双蓝色的球鞋站起来，在镜子前走了两步，又跳了跳，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合适吗？”我问。
“合适！”他用力点头。
“那就这双。”
“爸，”他犹豫了一下，“这双要六百多……”
“没事，你喜欢就好。”
他看看我，又看看脚上的鞋，忽然跑过来抱了我一下。他的手臂很短，环不住我的腰，就那么紧紧箍着我的肋骨，脸埋在我的衣服里。
“谢谢爸。”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回家的路上，宋小阳一直低头看自己的新鞋，走路都有些不专心，好几次差点绊倒。秦舒在后面跟着，时不时提醒他看路。月光很好，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大两小，紧紧挨在一起。
到家后宋小阳洗完澡就睡了，新鞋放在床头，他睡前还摸了好几次。我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画面一闪一闪地映在墙上。
秦舒从浴室出来，头发湿漉漉的，披着一件旧睡衣。她在我旁边坐下，隔了大约一个人的距离。
“今天的事，”我开口了，声音有些涩，“对不起。”
“你不用一直道歉。”她说。
“我应该相信你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也会怀疑你。”
我转过头看她。
“上个月有一天你加班到很晚才回来，手机一直打不通，我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我当时就想，你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在路上被车撞了，是不是……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了。”
“我那天在改卷子——”
“我知道，”她打断我，“后来你回电话了，说你在学校。但我那一个小时里想了很多，想到最坏的地方去了。”
她低下头，手指绞着睡衣的下摆。“人就是这样，越在乎就越害怕。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敢相信一切都会好好的。”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骨节分明，指尖有薄薄的茧。
“以后不管什么事，我们都好好说，”我说，“不要一个人扛着。”
她没有回答，但反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就这么坐着，电视的光在墙上明明灭灭，窗外的虫鸣一声接一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她靠过来，把头枕在我的肩膀上。
“宋知远，”她轻声说，“你说我们能撑过去吗？”
“能。”我说。
“万一撑不过去呢？”
“那就换个方向撑。”
她轻轻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做了笔录，民警说案子还在侦办中，让我回去等消息。我办了新卡，冻结了旧卡，把所有密码都改了。银行那边说争议处理需要十五个工作日，如果确认是盗刷，钱会退回。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秦芳打了个电话。
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这次接通了，但那边很吵，有孩子的哭声和电视的声音。
“喂？”秦芳的声音有些沙哑。
“姐，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宋啊，”她的声音变了，带上了一种刻意的热情，“昨天的事真是不好意思，那顿饭钱我回头还你——”
“不用，”我说，“那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是我点的菜——”
“我说了不用。”我的语气可能有些硬，她停住了。
“姐，”我放缓了声音，“秦舒跟我说了刘建国的事。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下来，连孩子的哭声都远了。
“你都知道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
“知道了。”
“他欠了三十五万，”秦芳的声音开始发抖，“高利贷，利滚利，现在已经快四十万了。他把房子抵押了，把我的首饰也拿走了，前天晚上还有人上门泼油漆……”
她哭了起来，声音压抑着，像是怕被孩子听到。
“我不敢告诉妈，也不敢告诉秦舒，我怕她们担心……”
“你现在住在哪里？”
“还在家里，那些人天天来，我不敢开门，孩子们吓得不轻……”
“你听我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这件事你不能一个人扛。报警了吗？”
“报了，没用，他们说这是经济纠纷。”
“那刘建国人呢？”
“跑了，三天没回家了，电话也打不通。”
我深吸一口气。“姐，你把地址发给我，我晚上过去一趟。”
“你别来，那些人——”
“我自有办法。”
挂了电话，我站在派出所门口，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忽然觉得这座城市的喧嚣离我很远。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发烫，柏油路面泛着油光。
我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按下了拨号键。
“喂，老周，是我，宋知远。”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哟，宋老师，好久不见啊！”
“有点事想麻烦你。”
“你说。”
“你认识放高利贷的人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宋老师，你这是……”
“不是我，是我一个亲戚遇到点麻烦，我想找人谈谈。”
“这种事不好谈啊，那些人都不是善茬。”
“我知道，所以想找个中间人。”
老周沉吟了一会儿。“我倒是认识一个兄弟，以前在道上混的，现在开了一家保安公司，跟那些人有来往。不过价钱不便宜。”
“多少钱？”
“介绍费五千，谈成了另算。”
我咬了咬牙。“行，帮我约一下。”
挂了电话，我看到手机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是秦舒发来的：“晚上吃什么？”
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随便，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回。
“那我买条鱼，清蒸。”
“好。”
我收起手机，抬头看了看天。云层很厚，太阳躲在后面，光线从云的缝隙里漏下来，像一把巨大的扇子。
晚上七点，我到了秦芳住的小区。
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外墙的涂料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单元门锁坏了，用一根铁丝拧着，我一拉就开了。楼道里很暗，灯泡坏了也没人换，我摸着墙上了三楼。
敲门之前，我听到了里面的声音——电视在响，一个孩子在哭，另一个在喊“妈妈我饿了”。
我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秦芳的脸出现在门缝里，眼睛红肿，脸色蜡黄，跟昨天在酒店里那个涂着红指甲、大声点菜的女人判若两人。
“老宋，你真的来了。”她拉开门，声音有些发抖。
客厅里乱七八糟的，沙发上堆着衣服和被子，茶几上放着吃剩的外卖盒子，地上散落着玩具和书本。两个小孩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大的那个大概七八岁，小的三四岁，都穿着脏兮兮的睡衣。
“吃饭了吗？”我问。
“还没……”秦芳低下头，“冰箱里没什么菜了。”
我转身下楼，在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了速冻水饺、鸡蛋、牛奶和一袋苹果。回到楼上，秦芳已经在厨房烧水了，灶台上的锅积了一层油垢，她擦了擦，又擦了擦。
我帮她煮了水饺，给两个孩子盛好，又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牛奶。大一点的男孩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了句“谢谢姨父”，然后埋头吃起来。
秦芳坐在餐桌旁，面前放着一碗水饺，但她一口也没动。
“刘建国什么时候跑的？”我问。
“三天前，”她的声音很低，“他说去找钱，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他以前也这样吗？”
“以前也跑过，但最多两天就回来了。这次……”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水饺碗里。
“那些讨债的，一般什么时候来？”
“不一定，有时候白天，有时候半夜。前天晚上十二点多来的，砸了半个小时的门，邻居报警才走的。”
“你没想过搬走？”
“搬到哪里去？我没钱，没工作，还有两个孩子……”
她捂着脸哭起来，肩膀剧烈地抖动。
我坐在她对面，不知道该说什么。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厨房的灯很暗，灯泡大概是瓦数太小，发出的光是昏黄色的，照在秦芳身上，像一张旧照片。
“姐，”我开口了，“你有没有想过离婚？”
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
“离了婚，刘建国的债就跟你不相干了。你带着孩子重新开始，虽然苦一点，但至少不用天天担惊受怕。”
“可是……可是我一个人怎么养两个孩子？”
“我可以帮你，”我说，“每个月给你一些生活费，直到你找到工作。”
“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不是要我的钱，”我说，“你是要活下去。”
她看着我，嘴唇颤抖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在秦芳家待到十点多，哄两个孩子睡着了，又把客厅简单收拾了一下。走的时候，秦芳送我到门口，拉住我的袖子。
“老宋，”她说，“谢谢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以前……以前对你不太好，你别介意。”
我笑了笑。“没事。”
下楼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老周发来的消息：“约好了，明天下午三点，中山路的蓝山咖啡馆。”
我回了个“好”，收起手机，骑上电动车回家。
夜风很凉，吹在脸上有些冷。街上行人稀少，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骑得很慢，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着明天去见那个中间人的事，一会儿想着秦芳和那两个孩子，一会儿又想到秦舒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生活就像一团乱麻，你越想理清楚，它缠得越紧。
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客厅的灯还亮着，秦舒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已经睡着了。电视还开着，正在播一档深夜访谈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低沉而催眠。
我轻轻走过去，想把书从她手里抽出来，她醒了。
“回来了？”她揉了揉眼睛，“几点了？”
“快十一点了，你怎么不去床上睡？”
“等你呢。”她坐起来，打了个哈欠，“去姐那边怎么样？”
我把秦芳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省略了找中间人的部分。秦舒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想把她和孩子接过来住一段时间，”我说，“她们待在那个房子里不安全。”
“接过来？”
“嗯，暂时住我们家，等她找到工作再说。”
秦舒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
“宋知远，”她说，“你知道我们家的条件。”
“我知道。”
“多两个人，开销要大很多。”
“我知道。”
“而且她还有两个孩子，小阳的学习会受影响——”
“我知道。”我打断她，“但她是你的亲姐姐。”
秦舒低下头，手指绞着书页的边角。
“我不是不想帮她，”她说，声音很轻，“我是怕……怕我们自己都撑不住了。”
我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
“撑得住，”我说，“我们撑得住。”
她抬起头看我，眼眶有些红。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傻？”
“这不是傻，”我说，“这是过日子。”
她靠在我肩上，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准时到了蓝山咖啡馆。
这是一家开在巷子里的小店，门面不大，装修也有些年头了。我推门进去，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扑面而来。店里只有两三桌客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美式。
我认出他就是老周说的那个人——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哥。
“宋老师？”他站起来，伸出手。
“陈哥。”我握了握他的手，手掌粗糙有力，虎口处有老茧。
“坐，喝点什么？”
“随便。”
他冲服务员招了招手，“一杯拿铁，糖单独上。”
服务员走了，他靠在椅背上，打量着我。
“老周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他说，“你大姨子的老公欠了高利贷，是吧？”
“是。”
“多少？”
“本金三十五万，利滚利，现在大概四十万左右。”
他吹了一声口哨。“不少啊。哪个公司的？”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私人放贷的。”
“那更难搞，”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私人的都是狠角色，不讲规矩的。”
“所以我找你帮忙。”
他放下杯子，看着我。“宋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这种事我能帮的不多。最多就是帮你传个话，让他们别动手，坐下来谈。但要让他们免利息或者打折，那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
“而且我的中介费不便宜，谈成谈不成都要给。”
“多少？”
“一万。”
我心里一紧，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可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推到我的面前。“明天下午三点，我约了他们的人在老地方见面，你也来。”
我拿起名片，上面印着“恒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和一个电话号码。
“谢谢陈哥。”
“不用谢我，”他站起来，“我也是看在老周的面子上。”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面前的拿铁已经凉了。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三角形的光斑。我盯着那块光斑看了很久，直到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续杯，我才回过神来。
回到家的时候，秦舒正在厨房做饭，油烟机的轰鸣声中夹杂着炒菜的滋滋声。宋小阳在房间里写作业，门虚掩着，露出台灯的光。
我换了鞋，走进厨房。
“今天怎么这么早？”秦舒头也不回地问。
“事情办完了就回来了。”
“什么事情？”
“没什么，学校的事。”
她没有追问，只是把锅里的菜翻了个面。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七年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站在厨房里，围着一条碎花围裙，笨拙地学着做饭。那时候她连切菜都不会，土豆丝切得有手指头那么粗，但每次都会端到我面前，一脸期待地等着我评价。
“秦舒。”
“嗯？”
“我爱你。”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炒。
“你今天怎么了？”她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像是憋着什么。
“没怎么，就是想说了。”
她放下锅铲，转过身看着我。油烟机的轰鸣声还在继续，但她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然后她走过来，抱住了我。
她的围裙上沾着油渍和葱花，蹭在我的衬衫上，留下了一小块印记。但我没有推开她，反而收紧了手臂。
“我也爱你，”她说，声音闷在我的肩膀上，“你这个傻子。”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
秦舒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而绵长，一只手搭在我的胸口上。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
我睁着眼睛，看着那道白线，脑子里想着明天的事。
四十万。
一万的中介费。
还有秦芳和那两个孩子的生活费。
还有我妈的医药费。
还有宋小阳的补习班。
还有秦舒肚子里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
这些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胸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
没关系，一步一步来。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准时到了约定的地点——一家藏在居民楼里的茶馆。
陈哥已经到了，坐在一张八仙桌旁，面前摆着一壶铁观音。他对面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光头，脖子上纹着一条青龙，另一个瘦高个，戴着金链子，手里转着两颗核桃。
“宋老师，坐。”陈哥招呼我。
我坐下来，对面的两个人打量着我，目光不太友好。
“就是你要谈？”光头开口了，声音粗粝，像是砂纸磨过的。
“是。”
“你是什么人？”
“我是秦芳的妹夫。”
“哦，”他点了点头，“那刘建国呢？他自己怎么不来？”
“他跑了。”
“跑了？”光头冷笑一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老婆孩子还在，跑得了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刘建国欠的钱，我们会想办法还，但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三年。”
“三年？”光头把手里的核桃重重拍在桌上，“你他妈逗我呢？四十万，三年，你当是银行贷款啊？”
“我们现在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
“那就让你大姨子卖房子！”
“房子已经抵押了。”
“那就卖身！”
他的话像一把刀，狠狠扎进我的胸口。我攥紧拳头，指甲陷进肉里，疼得我清醒了一些。
“大哥，”陈哥开口了，语气不紧不慢，“大家都是出来混的，有话好好说。这位宋老师是我朋友，给个面子。”
“给你面子？”光头瞥了他一眼，“你的面子值四十万？”
“不值，”陈哥笑了笑，“但至少能让你们坐下来好好谈。”
光头哼了一声，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
“宋老师，”陈哥转向我，“你说说你的方案。”
我深吸一口气。“我每个月还一万，分四十个月还清。利息我就不认了，本金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万？”瘦高个开口了，声音尖细，“你一个月挣多少？”
“一万出头。”
“那你全家喝西北风啊？”
“那是我的事。”
光头和瘦高个交换了一个眼神。
“一个月一万五，”光头说，“利息减半，不能再少了。”
“一万二，利息全免。”
“一万三，利息减半。”
“成交。”
我伸出手，光头犹豫了一下，握了上来。他的手很粗糙，力道很大，握得我手指发疼。
“第一个月的钱，什么时候给？”
“月底。”
“好，我信你一次。”他站起来，“要是月底看不到钱，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和瘦高个走了，茶馆里只剩下我和陈哥。
“谢谢陈哥。”我说。
“不用谢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自己揽了个大包袱。”
“我知道。”
“一个月一万三，你拿什么还？”
“想办法。”
他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你们这些读书人，真是……”
他没有说完，站起来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茶馆里，面前的铁观音已经凉透了。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潮湿的路面上，反射出细碎的光点。
我掏出手机，给秦舒发了一条消息：
“晚上我不回去吃饭了，有点事。”
她很快回了：“什么事？”
“学校聚餐。”
“好，少喝酒。”
“嗯。”
我收起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耳边是茶馆里嘈杂的人声，隔壁桌有人在打牌，麻将牌哗啦哗啦地响。我听着那些声音，感觉自己像是一片漂浮在水面上的叶子，不知道会被水流带到哪里去。
月底。
一万三。
我睁开眼睛，拿出手机，打开计算器。
工资一万零三百，扣掉社保公积金，到手八千七。秦舒的工资四千出头，加起来一万三左右。房贷八千五，车贷三千二，已经超了。再加上生活费、水电费、电话费、孩子的学费……
我算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负数。
除非我找兼职。
我翻着手机上的招聘信息，看到一家培训机构在招晚托班老师，一周五天，晚上六点到九点，一个月两千五。又看到一家快递站在招夜间分拣员，凌晨一点到五点，一个月三千。
两份都做的话，一个月五千五。
加上工资，刚好够。
我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走出茶馆。
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裹紧了外套，沿着街道慢慢地走。路边的小吃摊冒着热气，烤红薯的香味飘过来，勾起了我的食欲。我这才想起来，中午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我在小吃摊前站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买。
省一点是一点。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秦舒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手里织着一件小毛衣，粉红色的，应该是给肚子里的孩子准备的。
“回来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吃了没？”
“吃了。”
“骗人，”她放下毛衣，“锅里热着饭，自己去盛。”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
“你每次撒谎的时候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走进厨房，掀开锅盖，里面热着一碗红烧肉和一碗米饭。肉炖得很烂，酱色浓郁，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我端着碗坐到餐桌旁，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秦舒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吃。
“慢点吃，别噎着。”
我点点头，放慢了速度。
“宋知远，”她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嚼着饭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没有。”
“你骗不了我的。”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很柔和，眼角有细细的纹路，是这几年慢慢长出来的。
“秦舒，”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要看是什么事。”
“如果是好事呢？”
“好事为什么会让我不高兴？”
“因为……”
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能说出来。
“没什么，”我重新拿起筷子，“吃饭吃饭。”
她没有追问，但我知道她心里已经有了疑问。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秦舒平稳的呼吸声，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数字。一万三，四十个月，三年多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来，但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第三天，我开始找兼职。
培训机构的晚托班很快就定下来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九点，一个月两千五。面试的时候，负责人问我有没有教学经验，我说我是中学语文老师，他二话不说就录用了。
快递站的夜间分拣员也定了，凌晨一点到五点，一个月三千。站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看到我的简历时愣了一下。
“你是老师？”
“是。”
“老师来做这个？”
“缺钱。”
她没有再多问，只是点了点头。“明天晚上来报到。”
从快递站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忽然觉得很累。但我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那些数字就会追上我。
晚上回到家，秦舒已经做好了饭。宋小阳坐在餐桌旁，面前摆着一碗饭，等着我回来一起吃。
“爸，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有点事耽误了。”
“什么事？”
“大人的事，小孩子别问。”
他撇了撇嘴，低头扒饭。
秦舒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她什么都猜到了。
吃完饭，我帮秦舒收拾了碗筷，又陪宋小阳写了一会儿作业。九点多的时候，我说要出去一趟。
“去哪？”秦舒问。
“学校有点事。”
“这么晚了还去学校？”
“明天有公开课，我去准备一下。”
她没有再问，但我看到她握着碗的手紧了紧。
我出了门，骑着电动车往快递站的方向去。夜风很冷，吹得我脸颊发麻。我骑了二十分钟，到了那个位于城中村的快递站点。
站长已经在等我了，递给我一件荧光背心和一副手套。
“今天晚上有一批货要卸，大概两百多件，你负责扫描入库。”
“好。”
我穿上荧光背心，戴上手套，开始干活。
货物堆在仓库门口，大大小小的纸箱摞在一起，像一座小山。我拿着扫描枪，一个一个地扫描，然后把它们搬到货架上。刚开始还好，但到后来，手臂开始发酸，腰也开始疼，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纸箱上。
但我没有停下来。
我不能停下来。
凌晨四点，最后一箱货物入库完毕。我脱下荧光背心，坐在仓库门口的台阶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天边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远处的楼房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手机震了一下，是秦舒发来的消息：“你一夜没回来。”
我盯着那行字，不知道该回什么。
过了几分钟，她又发了一条：“我知道你去哪了。”
我闭上眼睛，靠在墙壁上。
“回来吧，”第三条消息，“我们谈谈。”
我骑上电动车，迎着晨曦往家的方向去。街上已经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在扫地，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作响。早餐摊也开始营业了，包子铺的热气腾腾地往上冒，油条的香味飘散在清晨的空气里。
我停在一家早餐摊前，买了三杯豆浆和六个包子。
到家的时候，秦舒坐在客厅里，穿戴整齐，像是等了一夜。她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三万块，”她说，“我存的私房钱。”
我愣住了。
“你——”
“我知道你去见了那些人，”她说，“我也知道你找了兼职。”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银行卡塞进我的手里。
“我不是不支持你帮姐姐，但你不能把自己搭进去。”
“秦舒——”
“一个月一万三，你打算怎么办？靠那份兼职？你又不是铁打的，你能撑多久？”
她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她说，“我们离婚吧。”
我的心猛地一沉。
“你说什么？”
“离婚，”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在发抖，“我们把房子卖了，把债还了，剩下的钱分两份，你一份我一份。你拿你的那份去帮姐姐，我拿我的那份带孩子回娘家。”
“你疯了？”
“我没疯，”她抬起头看着我，“我是在替你想办法。”
“我不要这样的办法！”
“那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宋知远，”她走近一步，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冰凉，“你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