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剧照
当法国异色电影大导弗朗索瓦·欧容（《登堂入室》《花容月貌》）决定改编阿尔贝·加缪经典小说《局外人》的消息发布时，我对成片质量没有太多期待，却着实充满好奇。期待不高是因为，欧容是个擅长表现奇情元素和人类性心理的导演，他的电影虽好看，但总体上不具备太强的哲学属性。他能否还原加缪原著中无处不在的思辨味道？我对此存疑。
我好奇的理由，也恰恰在于欧容与加缪在气质上的不相容，几十年来，影坛并不缺乏适合改编《局外人》的导演，比如安东尼奥尼和罗贝尔·布列松，近一点的贝拉·塔尔也完全可以胜任。但这些导演都专注于开辟属于自己的疆域，反倒是那些核心气质与加缪原著并不匹配的导演对改编《局外人》更感兴趣，比如风格铺张华丽的意大利大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比如欧容。两种美学倾向和世界观的冲撞，总能为原始文本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局外人》作为一本思想深邃但阅读门槛不高（语言平实、篇幅短小）的文学名作，已经被读者吃得很透，书中著名段落和主人公默尔索的经典独白对读者而言如数家珍。所以，对文字内容和字里行间弥漫的氛围进行视听还原只是基础，若想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电影就必须找到新鲜的切入点。欧容采取的两个视点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对情欲的突出描绘。
为殖民过往赎罪
小说《局外人》的故事围绕着一次葬礼和一桩枪击案展开：在上世纪40年代的阿尔及尔，法籍公司职员默尔索得知了母亲在养老院去世的消息，但他在丧葬过程中没有表露任何悲伤，而是笼罩在一种疏离麻木的状态中，这引发了其身边人的关注。不久后，在与当地阿拉伯青年的一次争执中，默尔索出于某种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神秘原因开枪射死了对方，他因此被送上法庭，但他面对法官、控方和评审团的态度与之前一样麻木而厌倦。
作为文学作品，《局外人》的两个意义维度是清晰的：社会讽刺和哲学思辨。前一维度展现了默尔索所处社会的荒诞实质：它对默尔索判处死刑，是因为默尔索没有遵循公序良俗为母亲之死哭泣，而非因为他杀了人；后一维度则在提出一种惊世骇俗的处世方式：既然人终将死去，那么在哪天死去又有何区别？人类在这种生存境况中可以坚守的唯一美德，不过是不加掩饰地直面荒凉的真相，并做到对自己和世界诚实。
欧容的电影基本保留了加缪小说的思辨维度。默尔索在书中的哲学反思，被欧容以对话和画外音的形式传递出来，各个精彩段落也悉数留存，比如默尔索看到的那篇还乡男人被母亲和妹妹杀害的社会新闻，以及默尔索在与神甫争辩后突然获得的宁静启示。但电影与文学相比，终究是一门过于外在的媒介，借助对主人公面孔的长时间凝视，感受到其面孔之下的复杂思绪和矛盾内心，这对观众来说并不容易。
在社会讽刺维度上，欧容则对原著的表达重心做了微妙的调转。加缪对书中社会的批判，更多是在强调其伪善，欧容对同一问题的切入点则要政治得多：他将矛头直指法国殖民政权在那个年代对阿尔及利亚本土居民的剥削欺压。在法庭上，控辩双方以典型的法式风格，侃侃而谈地辩论着默尔索是否存在人格缺陷，却无人关心死去的阿拉伯青年以及他的姐姐——一个之前被默尔索的朋友殴打并被默尔索作出的伪证陷害的当地女人。欧容为影片设计的最后一个镜头并未聚焦于默尔索，而是对准了这位在弟弟墓前眼含泪光的女人，这种叙事策略，无疑是一种更符合当代社会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保险的改编路径。
《局外人》剧照
对存在主义虚无的情欲化描述
与对被殖民民族的愧疚表达相比，欧容基于感性维度对默尔索这一人物的重新书写，或许才是《局外人》这部电影真正有趣的面向，也是欧容与加缪这两位作者碰撞出火花之处。
前文已提到，智性思辨并非欧容作为导演的专长，但他很擅长为故事烘托感性氛围。电影《局外人》的亮点也正在于此：在干燥的热带气候、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日光和持续不断的热风的包围下，人们很容易产生某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们借助欧容制造的感官场域得以切身体验到默尔索的感受。他的灵肉已完全脱节，行为与情感反应也因此丝毫不受大脑的约束和控制，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片中种种举动的幕后机制。
但欧容在情欲层面对默尔索做出的改写，是更加大胆的处理。片中，这个人物有着淡漠疏离的精神状态，与之相悖的是，他的性欲极度旺盛。他对女子玛丽似乎不存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爱意，但他对她的欲望却强烈而直接，这似乎是维系两人间关系的唯一理由；他与粗鲁壮硕的皮条客雷蒙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法庭上，他也说不清楚他们俩算不算朋友，也许维系两人关系的，同样是某种潜藏在他意识之下的其他原因；而他枪杀阿拉伯青年穆萨的那场戏，更是被处理得暧昧情色——镜头替代默尔索的眼睛，在穆萨被汗水浸湿的皮肤上来回游走，如同朵颐，也如同抚摸。借这种激进的笔法，欧容在基本层面颠覆和改写了默尔索的作案动机：他杀人行为背后的灵肉分离感，究竟是纯粹源自沙漠热气和存在主义疏离，还是也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比如其显在意识对其酷儿倾向的审查和抗拒？
《局外人》剧照
这是一次主题表达层面上的暗度陈仓。欧容也正是通过如上的隐性暗示，让这次改编变得有意义。借那句被戴锦华归功于福柯、但似乎更符合罗兰·巴特文本的话来说：神话关心的并不是它所讲述的对象，而是在借对象表达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这正是欧容版《局外人》得以成立的落脚点，即便在许多人眼中它或许不够完美。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吴泽源
责编 杨静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