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孙卫国，今年六十八，北大退休的。好些人觉着教授退休，日子肯定滋润，学问大，见识广，养老不成问题。可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我算活明白了。废掉一个老人最狠的法子，压根儿不是那些个要命的病。有些东西比病更磨人，悄没声儿地就把人给掏空了，让你觉着活着跟个摆设似的。这事儿，我得从头跟您唠唠。

第一章退下来的日子

我退休那天，是个初秋的上午。北大校园里的银杏叶子刚开始泛黄，阳光从树枝缝里漏下来，照在化学北楼门口那几级磨得发亮的水泥台阶上。我在那栋楼里待了三十四年，从助教熬到教授，带出二十三个博士生，发表过一百多篇论文，其中七篇发在顶刊上。可那天收拾办公桌的时候，我心里头空落落的，跟被谁拿勺子挖走了一块似的。

办公室里的东西不多。几本翻烂了的专业书，我挑了两本最旧的要带走，剩下的留给教研室年轻的老师。一个用了二十多年的搪瓷缸子，白底蓝边，底下磕掉好几块瓷，露出黑乎乎的铁胎。还有抽屉最里头压着的一张照片，九八年在德国开学术会议时照的，那会儿我头发还乌黑，腰板挺得溜直，穿着件新买的深蓝色夹克站在莱茵河边，嘴角往上翘着，眼里头有光。

我把照片揣进手提包里，搪瓷缸子用报纸裹了，连同那两本书，装进一个帆布袋子。办公室的窗户我擦了擦，桌子抹了一遍，椅子推进去摆正。关门的时候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阳光照在空荡荡的桌面上，灰尘在光柱里头慢慢飘。三十四年，就这么关了。

到家已经过了午饭点儿。老伴周秀兰在厨房里热菜，听见门响，探出半个身子说："收拾完了？"

"完了。"我把帆布袋搁在玄关地上，换拖鞋的时候腰弯得有点费劲，手扶着鞋柜才站稳。

"吃饭吧，给你热着呢。红烧排骨，你爱吃的。"

"嗯。"

我坐在饭桌前，看着那盘排骨。周秀兰的手艺没得说，排骨烧得红亮亮的，骨肉一碰就分离。可我夹了一筷子搁嘴里，嚼着嚼着就不知道什么味儿了。周秀兰在对面坐下来，她比我小两岁，退休比我早三年，之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给我碗里又夹了块排骨。

"明天开始就在家了，"周秀兰说，"你想干啥？"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出来。之前上班的时候，每天早晨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回家，中间填得满满当当的，上课、开组会、看文献、改论文、审稿、跑项目，有时候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现在忽然间不用去了，这日子一下子缺了老大一块，漏风似的。

"我先歇两天再说。"我说。

往后那半个月，我差不多天天待在家里。早晨醒得早，可醒了也不想起，在床上躺着听周秀兰在厨房里忙活。等她喊我吃饭了才慢腾腾地起来，吃过早饭就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翻翻那两本带回来的专业书，可翻不了几页就搁下了。那些公式符号还在，但我已经不在那个语境里了。外面的事跟我没关系了，新来的博士生是谁带的，谁又发了什么文章，实验室买了什么新设备，我都不知道，也没人跟我说了。

有一天下午，我实在坐不住了，骑上自行车去了学校。到化学楼门口，我看见几个学生说说笑笑地从楼里出来，从我身边走过去，没人多看我一眼。我推着车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想上去看看，脚抬了两回又放下了。上去干什么呢？那间办公室已经坐了别人，实验室里也没我的位置了。我推着车又骑回来了，骑到半路忽然觉着腿软，在路边歇了好大一会儿。

周秀兰那阵子常拉我去公园。我们住的小区离海淀公园不远，走路二十来分钟。公园里早晨热闹，打太极的、跳广场舞的、下棋的、遛鸟的，干什么的都有。有一回周秀兰碰见她的老同事，两个人在那儿聊了快一个钟头，我就站在旁边，两手揣在裤兜里，看看天上的云，又看看地上爬的蚂蚁。

"老孙，"周秀兰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刚才那个王老师，她女婿给她在海南买了套房，冬天过去住，我跟人家说你也得找个事干干，不能老这么闷着。"

"我能干啥？"我说。

"你那么大教授，满肚子的学问，随便干点啥不行？"

我没接话。教授怎么了，教授退休了也是个普通老头儿。学问这东西，没人问的时候就烂在肚子里，跟院子里那棵枣树上的枣子一样，没人摘就自己掉下来，掉地上烂了，蚂蚁啃，鸟啄，最后就剩个核。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迷糊着。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还在实验室里，一群学生围着我问问题，我拿着记号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讲得正来劲呢，忽然灯灭了，教室空了，就我一个人站在黑板前面，黑板上写的什么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了。

我猛地惊醒，出了一身冷汗。窗外天刚蒙蒙亮，周秀兰还在睡，呼吸又轻又匀。我轻轻起身，光脚走到阳台上。六月的早晨凉丝丝的，楼下早点摊的老板娘刚把炉子生着，白烟袅袅地往上升。隔壁单元三楼的灯亮了，有人影在窗户后面晃动。整个小区慢慢醒过来，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各有各的事。就我，哪儿都不用去，什么也不用干。

我扶着阳台栏杆，手心出了汗，滑腻腻的。那一刻我忽然觉着，我这个人好像一下子就废了。

第二章第一件事

那阵子我闺女孙小贝往家打电话打得勤。她嫁在上海，女婿是做金融的，两口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房贷一个月要还两万多，外孙女刚上小学，补习班一个接一个的。小贝每次打电话，开头几句还问我们身体怎么样，说着说着就拐到钱上头去了。

"爸，小宝这个暑假报了个英语夏令营，八千多，我跟她爸商量了半天还是给报了。现在这孩子花钱跟流水似的，不花又怕落人后头。"

"嗯，该报就报。"我握着电话说。

"还有她爸的公司今年效益不好，奖金砍了一半，我们这日子过得……唉，爸，你们那边宽裕不宽裕？要不先借我们两万应应急？"

周秀兰在旁边听见了，朝我使眼色，嘴巴无声地动了动，我看明白了，她说的是"别给"。可我的手已经伸向了裤兜，摸出钱包，里头有张银行卡，上面是我这几年的积蓄。我说："行，回头给你转过去。"

挂了电话周秀兰就数落我："你老惯着她！上个月才给了一万五，这个月又要。她自个儿有手有脚的，女婿挣钱也不少，就是花钱大手大脚没个计划。咱们那点养老钱，经得住这么折腾吗？"

我摆摆手："孩子不容易。"

"就你闺女不容易？咱们容易？老孙我跟你说，你这样下去不行。"

我没吭声。周秀兰说得对，可我就是听不得小贝在电话那头叹气。她小时候我陪她的时间少，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家长会都是周秀兰去开。有一回她发烧到四十度，是我一个研究生骑自行车带她去校医院打的针，我当时在赶一个本子，连去医院的空都没有。现在她跟我张一回嘴，我能说不吗？

后来小贝的电话来得更勤了，隔三差五就有由头要钱。小宝要买钢琴了、家里热水器坏了要换新的、她爸的车追尾了要修、物业费涨价了……名目多得数不过来。我每次都嗯嗯啊啊地应着，挂了电话就去银行转账。周秀兰为这事跟我吵了好几回，有一回吵急了把碗都摔了，瓷片子溅了一地。

"孙卫国你糊涂！"周秀兰指着我说，"你再这么下去，你那点棺材本儿都让你闺女掏空了！咱俩老了怎么办？有个头疼脑热的上医院，钱从哪儿来？"

"小贝她不会不管咱们的。"我说。

"她管？她现在管咱们了吗？净是往家里拿，什么时候往家里送过？"

我说不出话了。周秀兰说的都是实情。可我还是接着给。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好像给钱这件事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能让我觉着自己还有用的方式。闺女需要我，我还能帮上忙，这就证明我还没彻底废了。

有天下午我正坐在家里发呆，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一听，是个小伙子的声音，挺热情："孙教授您好，我是某某养老社区的客服顾问，姓刘。您之前留过我们的信息，我们最近有个优惠活动，想邀请您来参观一下……"

"我什么时候留过信息？"我问。

"这个……可能是您之前在网上浏览过我们的页面，系统自动记录了。孙教授，我们的社区环境特别好，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各种文娱活动丰富，非常适合您这样的高知退休人士……"

我嗯了一声，说考虑考虑就挂了。可电话刚挂，又一个打进来了，这回是个女的，说什么"健康管理中心"，让我去做免费体检。我还没说话，第三个电话又来了，是卖保健品的，说是什么"纳米科技"。

那天下午我接了七八个推销电话，有卖保险的、有推销养老房的、有推荐理财产品的。我之前在学校的座机从来不接这种电话，可换了手机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号码好像被卖了一轮又一轮。我刚开始还客气地说"不需要"，后来被烦得不成了，直接挂了。

周秀兰从厨房出来，看我对着手机发愣，说："又是推销的？"

"嗯。"

"这帮人就跟苍蝇似的，一个接一个。你那个手机号换一个算了。"

"算了，换来换去的麻烦。"

我嘴上说不麻烦，可心里头堵得慌。这些电话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在那些推销员眼里，我就是一个标签——"退休教授"，有退休金，可能有点积蓄，子女不在身边，好骗。他们根本不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就是冲着我的钱来的。我孙卫国在他们那儿连个名字都没有，就是个"目标客户"。

那天夜里我又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闺女打电话是为了钱，推销员打电话也是为了钱。好像我这个人剩下唯一的用处，就是跟钱沾边的事。我那些学问，那些经验，那些在实验室里熬过的日日夜夜，在别人那儿一文不值。

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的时候，我看见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张藤椅上。藤椅上搭着我白天穿的一件灰色夹克，皱皱巴巴地窝在那儿，活像我这个人。白天坐了一整天，屁股在藤椅面上磨出来一个坑，那个坑跟我的身形严丝合缝，像是长在椅子里了。

我在黑暗里站了好一会儿，忽然觉着身上发冷。那件夹克自己又不会站起来走，我要是跟着它一块儿窝在这张椅子上窝下去，用不了多久，也就跟它一样了，一摊软塌塌的布，套在什么人身上都行，可就是没了自己的形。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我没跟周秀兰商量，自己给一个以前的学生打了电话。那学生姓赵，现在在河北一个地级市的师范学院当副院长，之前过年的时候来家里看过我，说让我有空去他们那儿走走，给学生们讲讲。我当时随口应了，没当回事。那天我把电话拨过去了。

"赵院长，我孙卫国。"

"哎呀孙老师！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那头赵院长的声音又惊又喜。

"我退休了，闲着也没事。你之前不是说让我去给学生们讲讲吗，不知道现在还方不方便？"

"方便方便！孙老师您能来太好了！我们这儿的学生基本功不行，正缺您这样的老前辈指导呢。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安排车去北京接您！"

"不用接，我自己坐高铁过去就行。下周吧。"

挂了电话，我觉着胸口憋的那口气松了松。周秀兰买菜回来，我告诉她我要去河北的事，她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去吧，出去走走也好。"

我收拾行李的时候翻出来一个旧的硬壳笔记本，封皮都裂了，拿胶带粘着。打开一看，里头是我早年做实验的记录，字迹密密麻麻的，有些页边上还画着分子结构图。我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夹着一张书签，是那年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时送给我的，上面写了一行小字："老师，谢谢您带我走进科学的大门。"

我把书签拿在手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那学生现在已经是中科院的研究员了，比我混得还好。可我记着的不是他后来发了多少文章，是我第一次带他做实验那会儿，他手抖得连移液枪都拿不稳，我手把手地教了他一下午，到了傍晚他总算吸准了第一管液，高兴得跳起来，差点把通风橱撞翻。

那些事儿才是我这辈子正经干过的事儿。

第三章站上讲台

河北那个师范学院在个不大的城市里，市区灰扑扑的，路边种着两排老槐树，叶子让灰尘盖了一层，看着没什么精神。学校倒是挺大，新盖的几栋教学楼跟周围的老房子比起来有点扎眼。

赵院长亲自到高铁站接的我，开着辆白色的国产SUV，车里一股空气清新剂的味道。他比上学那会儿胖了一圈，脸上肉嘟嘟的，下巴那儿多了层褶子，头发也稀疏了，脑门亮堂堂的。不过说话还是那个急脾气，嘴里跟装了弹簧似的停不下来。

"孙老师您住学校招待所行不行？条件可能比不上北京，但干净。吃饭您就在食堂吃，我们学校的食堂虽说不咋地，但有几个窗口还行。课呢我给您安排了两场大讲座，还有一个跟青年教师座谈，您看行不行？"

"行，你安排就行。"我说。

赵院长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孙老师，您瞧着精神不如以前了。"

"老了嘛，六十八了。"

"六十八算啥？我爸七十三还天天跳广场舞呢。您这就是刚退下来不适应，出来活动活动就好了。我跟您说，我们这儿的学生可盼着您来呢，听说北大教授要来，都问好几回了。"

我知道他是宽慰我。北大的教授怎么了，到了地方上，人家给面子叫声老师，不给面子就是个退休老头。可那天下午站上讲台的时候，我觉着有点不一样了。

讲座安排在学校的报告厅，能坐三百来人，我去的时候坐了八成满，前排几排坐得满满当当的，后头稀一些。赵院长简单介绍了几句，底下鼓掌，我走到讲台后面，把带来的那几页提纲放在桌上，抬头看了一眼台下。

一张张年轻的脸仰着看我，眼睛里头有好奇、有期待、也有无所谓。我忽然有点恍惚，这场景跟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有点像，底下坐着的也是这么一群年轻人，我也是这么个姿势，手扶着讲台，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好。"

我问了一句："在座有多少人将来想搞科研？"

稀稀拉拉举起来二三十只手。我又问："有多少人觉着搞科研没出息，不如考公务员？"

底下哄地笑了，这次举手的人多了不少，后来我数了数，大概有三分之一。

我没批评他们。我说实话，三十多年前我给他们上课那会儿，搞科研确实比现在风光，经费足，岗位多，出个成果就能评职称。现在不一样了，科研压力大，考核紧，项目难拿，论文难发，年轻人往下走的路越来越窄。他们心里头有顾虑，很正常。

"我给你们讲个事吧。"我说。

台下安静下来。

"我读博士那会儿，跟我导师做一个关于新型催化材料的研究。做了快两年，一点儿进展都没有。同一个课题全世界有好几个团队在竞争，人家一篇接一篇地发文章，我们啥也没做出来。我那会儿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是不是自己根本不是搞科研的料。有一天我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卫国，科学就跟挖井一样，你挖了两年没见着水，不等于这底下没水，也许就差最后那几锹了。"

"后来呢？"前排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小声问。

"后来我又挖了三个月，第三个月月底的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做到快十二点，终于出来一个预期的数据。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对着那张谱图看了半天，手都在抖。那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报告厅里安静了一小会儿，然后响起了掌声。我看见那个戴眼镜的女生眼圈有点红。

讲座结束后一群学生围上来问问题，里三层外三层的。有问怎么选课题的，有问要不要出国读博的，还有问如果导师不好相处怎么办。我一听一个地回答，嗓子都说哑了。赵院长在旁边笑得嘴都合不拢，一个劲儿说："孙老师您看，学生们多喜欢您。"

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腰有点酸，腿也有点胀，可心里头热乎乎的。好几个月了，我终于又觉着自己是个活人了。有人听我说话，有人因为我说的某句话受到触动，有人把我当成个老师来看，而不光是闺女眼里的提款机、推销员眼里的客户。

我掏出手机，想给周秀兰打个电话。可看了一眼时间，十一点多了，她应该睡了。我又把手机放下了，拿被子蒙住头，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就醒了，听见外头广播里放着早操的音乐，年轻学生们脚步沓沓地从楼下跑过去，喊着一二三四。我翻身起来，在洗手池边好好刮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着眼里的光回来了一点。

在师范学院待了三天，临走前赵院长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讲课费。我推了几回没推掉，捏着那信封觉着挺厚，里头估摸着有三四千。我没当面拆，回来路上在高铁上打开一数，四千整，比我一个月的退休金还多。我攥着那沓钱，心里头说不上什么滋味。我之前给小贝转钱的时候从来没觉得那钱是我自己挣的，好像就是从工资卡里往外掏，掏出去就完了。可这四千块，是我站在讲台上讲出来的，是学生们听进去的，这钱拿着，踏实。

回家那天下着小雨，周秀兰撑着伞在小区门口接我。她接过我的包，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点了点头："气色好多了。"

"学生挺热情的。"我说。

"那就好。走，回家给你包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

那天晚上我跟周秀兰一块儿包饺子，我擀皮，她包。客厅电视开着，放的什么电视剧我们也没正经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跟她讲在师范学院的见闻，讲那个戴眼镜的女生，讲赵院长胖成什么样了。周秀兰一边听一边笑，手里的饺子捏得飞快，褶子又匀又齐。

"老孙，"她包完最后一个，拿湿布盖上饺子，擦了擦手说，"我觉着你还是应该多出去走走。你在家窝着的那些日子，我看着都心疼。"

我没接话，把擀面杖搁下，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关节粗大，虎口处有块老茧，是常年握笔握出来的。这双手能写论文、能画分子式、能操作精密的仪器，可之前好几个月，这双手唯一干的事就是拿筷子吃饭、拿遥控器换台、拿手机给闺女转账。

"秀兰，"我说，"往后小贝再要钱，咱少给点。"

周秀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的时候眼角全是褶子，可那笑是打心眼儿里出来的。

第四章第二件事

八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上海，小贝过生日，我和周秀兰一块儿去的。高铁四个多小时，我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田野，绿油油的一大片，偶尔有几栋白墙灰瓦的房子一闪而过。周秀兰在旁边削苹果，削好了切成小块搁在保鲜盒里，拿牙签戳着递给我。

"你到了小贝那儿别啥都依着她。"她说。

"知道了。"

"她要是又提钱的事，你就说咱俩手头紧。"

"嗯。"

"你别光嗯，你倒是记住啊。"

"记住了。"

上海热得不像话，一出火车站就跟进了蒸笼似的，柏油路面都给晒软了，踩上去粘鞋底。小贝开车来接我们，她开的那辆白色轿车我看着眼生，问了句"换车了？"，小贝说是上个月刚换的，原来的那辆太小了，小宝的东西装不下。

我在后座坐着，没再说话。那车我在网上见过，二十多万。

小贝家在闵行一个挺新的小区里，两室一厅，收拾得挺利索，但东西多，沙发上堆满了小宝的玩具和绘本，阳台上晾着七八件衣服，客厅墙角还堆着几个快递箱子。小宝在客厅地毯上搭积木，见我们来了叫了声"外公外婆"，就又低头玩去了。小贝老公李志强在厨房里忙着炒菜，系着条花围裙，脑门上全是汗，朝我们笑着点点头叫了声"爸妈"。

周秀兰去厨房帮忙，我在沙发上坐下来，空调开得足，冷风呼呼地吹，我打了个哆嗦。小贝在对面坐着翻手机，翻了两下抬头问我："爸，你们这一路累不累？"

"还行，四个来小时。"

"那还行。对了爸，小宝下学期要上英语一对一辅导，我给她找了个外教，一节课四百，一周上两节。你看……"

她话还没说完，周秀兰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小贝，你爸退休金就那么点，我们俩还有高血压，每个月药钱就好几百。你别老跟你爸张嘴。"

小贝的脸刷地拉下来了："妈，我又不是白要，我是借。"

"你借了多少回了？哪回还过？"

"妈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这不是日子紧吗？"

"紧？"周秀兰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把葱，"你这车二十多万是新换的吧？小宝这个玩具屋里的玩具，哪个不是钱？你们两口子一个月挣多少我不管，可你不能老盯着你爸那点退休金！"

小贝腾地站起来："我怎么盯着了？他是我爸，他愿意帮我怎么了？"

那天中午的饭吃得别提多别扭了。李志强炒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虾仁、油焖笋，都是我爱吃的，可谁也没心思好好吃。小宝看看她妈又看看她姥姥，饭也不好好吃，拿筷子戳碗里的米粒。周秀兰绷着脸，小贝眼圈红红的，李志强一个劲儿地打圆场，给我倒酒夹菜。

我闷头吃了半碗饭，放下筷子说："小贝，你妈说得有道理。我们也不是不帮你，但确实能力有限。你爸我退休了，收入就那么些，你妈身体也不算太好，我们得给自己留点看病养老的钱。"

小贝"啪"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行了行了，知道你们不容易。算我多嘴行了吧？"

她起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李志强尴尬地笑了笑："爸，您别往心里去，她就是这几天工作压力大，说话冲。"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饭后李志强和小宝在客厅看电视，周秀兰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我站在窗户边往外看，楼下有个老人在遛狗，一条黄毛的小土狗，跑两步就回头等一等主人，那老人走得慢，腰弓着，两手背在身后，狗在前面颠颠地跑，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

上海这城市真好，楼高，路宽，什么都有。可这好是年轻人的，跟我们这些老家伙没什么关系。我闺女在这儿扎了根，可她的根扎得太深了，顾不上旁边还有两棵老树也要喝水。

下午小宝非拉着我去小区里的游乐场玩。那会儿太阳没那么毒了，但还是热，我在树荫底下的长椅上坐着，看小宝在滑梯上爬上爬下。旁边长椅上坐着另一个老头儿，比我看着还老些，头发全白了，脸上一块块的老年斑，戴着一副老花镜在手机上刷视频，外放的声音挺大，是那种农村题材的段子，一个男的扯着嗓子喊"老铁们给个双击"。

那老头儿刷了一会儿，抬头看见我，笑了笑："看孙女呢？"

"外孙女。"我说。

"哦，都一样。我也是看外孙，在那儿呢。"他指了指滑梯那边一个胖乎乎的男孩，"我闺女女婿都上班，暑假把孩子扔我这儿，天天从早看到晚。"

"辛苦啊。"

"辛苦啥，闲着也是闲着。就是累腰，一天到晚弯着腰跟着跑，回去躺床上就不想动弹。你还年轻啊，看着比我精神。"

我笑了笑没接话。我比他小不了几岁。他问我以前干什么的，我说教书的，他说哦那好，老师好，有文化。又问我退休金多少，我说七八千，他啧了一声说不少了，他才四千多，不过够花了，闺女隔三差五还给买东西。

"你闺女对你好啊。"我说。

"还行，就是花钱没个数，净买些用不上的。上个月给我买了双鞋，说是名牌，一千多，我穿着还不如我那双老布鞋舒服。又不好说不穿，她要不高兴。"

我听着就笑，这老头儿跟我反着来。我闺女是隔三差五来要钱，他闺女是隔三差五给买东西。可说到底都一样，老人跟子女之间那些事儿，就跟一团乱麻似的，捋不清。

从上海回来之后我好几天没缓过劲来。腿疼，腰也酸，可能是路上累着了。周秀兰让我去医院看看，我不去，她就去社区诊所给我开了几贴膏药，晚上给我贴在腰上，热乎乎的，可贴着还是疼。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跟周秀兰说："小贝那孩子，是我没教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周秀兰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她从小就那样，想要什么非得要到手不可。我当妈的我知道。"

"我陪她太少了。那时候天天忙工作，她开家长会我都没去过几回。她跟我不亲，跟我亲的就是钱。她要钱的时候才想起来有个爸。"

周秀兰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过身来，把手搭在我胳膊上："老孙，你也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当爹的哪有那么容易，你在外面忙活也是为了这个家。小贝现在不懂事，等她再大一些就明白了。"

"但愿吧。"

我闭上眼睛，可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小贝小时候的模样，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碎花裙子，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我一喊她就跑过来，举着两只小手说爸爸抱。那会儿她跟我亲的，比跟她妈还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亲的呢？我好像也说不上来。可能就是一次次的家长会我没去，一次次她生病我让研究生去送医院，一次次我答应带她去动物园又临时改了主意要去实验室。

孩子的心凉是一点一点凉的，跟水慢慢冻成冰一样。等到冰结实了，再想捂化就难了。

第五章第三件事

九月的时候，我以前带的一个博士生刘明从美国回来了，在北京办一个学术会议，邀请我去听听。我本来不太想去，那阵子我身体不大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周秀兰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可刘明专门从海淀跑到我住的通州来看了我一趟，进门就给我带了盒西洋参和一兜子水果。

"老师您得去，"刘明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还是那副急赤白脸的样子，说话快了还有点结巴，"那个会议规格挺高的，有几个老熟人也要来，都问起您。您在家闷着也是闷着，去听听前沿的东西，对您有好处。"

周秀兰在旁边也说："去吧，刘明大老远跑一趟，你就别端着了。"

那会儿九月中旬，北京的天瓦蓝瓦蓝的，秋风一吹，香山的叶子都该红了吧。我犹豫了两天，到底还是去了。

会议在北大旁边一个酒店里开的，来了不少国内外的人。我离开学术圈还不到一年，可进去之后发现好多面孔都不认识了，台上讲的有些东西听着耳熟，仔细想想又有点对不上。我坐在后排靠边上的位置，手里攥着会议手册，翻了翻，上面的名字年轻的居多，有几个是我学生的学生，算下来是我"徒孙"辈的了。

上午的主旨报告是一个德国人讲的，关于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的方向。我在听的时候全程皱着眉头，倒不是听不懂——里面的基本原理我还能跟得上——可我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个念头：这些东西，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是我在做。

报告结束后茶歇，我端着一杯咖啡站在角落里，旁边几个年轻人在聊天，语速飞快，夹杂着大段大段的英文术语。我听着听着就有点走神，目光落在窗外的银杏树上。北大的银杏叶子开始黄了，跟去年退休那天差不多的时候。一年了，时间可真快。这片园子里头，树还是那些树，楼还是那些楼，可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了。

"孙老师！"

我回头一看，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件深灰色的薄毛衫，戴着副金丝眼镜，笑呵呵地走过来。我认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是我三十年前教过的一个本科生，姓钱，现在据说在某研究所当主任。

"钱主任，"我伸出手跟他握了握，"好久不见了。"

"哎呀老师您叫我小钱就行。您什么时候退休的？也不说一声，我们都不知道。"

"去年秋天退的。"

"退了好，该享享清福了。"他拍着我的肩膀，"您现在都忙啥呢？"

我张了张嘴，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忙啥呢？好像啥也没忙，又好像忙了不少事——给闺女转账、接推销电话、去河北讲了两堂课、去上海跟闺女吵了架。可这些事能跟人家说吗？我笑了笑说："瞎忙，看看书，养养花。"

"养花好，修身养性。"他点点头，又寒暄了几句就走了。

我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陆陆续续有几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都是以前认识的老同事、老朋友。大家见了面问的话都差不多——"退休了？""身体还好吧？""在哪儿住呢？""有空来我那儿坐坐"——一套词儿背得滚瓜烂熟，说完了就没话了，握着的手松开，各自散开。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圈子里，我孙卫国已经是过去式了。人家尊重你，是因为你曾经站在那个位置上，教过他们，提携过他们。可你现在下来了，你就是个听众，坐在台下鼓掌的角色。台上那些灯光，照不着你了。

下午有个圆桌讨论，我本来想提前走的，可刘明非要拉我坐下来听听。台上坐着五个人，四个是活跃在一线的教授，还有一个是某个大药企的研发总监，讨论的是"基础研究如何向应用转化"这个老话题。可他们讨论的方式跟我那会儿不一样了，张口闭口是"资本介入"、"产业链闭环"、"市场痛点"这些词，我听了半天，发现自己好像不太能插上嘴。

自由提问环节，主持人问台下有没有想发言的，我鬼使神差地举了手。话筒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站起来，清了清嗓子。

"我想说两句。我是北大的退休教师，做催化材料做了三十多年。刚才各位讨论了很多，但我有一点感触。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越来越看重研究能带来什么实际效益，能转化多少钱，能解决什么市场问题。可我想问一句，我们做基础研究的初心呢？那种纯粹的好奇心，那种对未知世界一探究竟的冲动，这些东西还在吗？"

台上几个人的表情变了一下，互相看了看。那个研发总监笑着说："老先生说得有道理，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经费有限，我们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知道时代不一样了，"我握着话筒，手心里全是汗，"可我就想问一句，如果一个国家的科研全都是刀刃上那点东西，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些看起来没用但又很重要的东西，谁来做？"

台下鸦雀无声。我看见刘明在角落里给我竖大拇指，可我也看见前排有几个年轻人低头刷手机，嘴角撇了撇。我说完之后坐下来，周围几个人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一个老同事凑过来低声说："老孙，你那话说得有点重了。"

"我知道。"我说。

会议结束后刘明送我出来，一路走一路跟我说："老师您说得真好，那些人就知道追热点，什么火做什么，一点定力都没有。"

"别说了，"我摆摆手，"我就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儿，说那些话也没人听。"

"谁说的？我听了，我周围好几个师弟师妹都听了，回去还在群里讨论呢。"

我没再接话。那天回家的地铁上人不多，我靠着车门站着，看窗外黑漆漆的隧道壁上一盏一盏灯往后飞，心里头说不清什么滋味。好像有一种东西堵在那儿，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我不知道自己今天那番话说得对不对，可我知道，那番话我憋了很久了。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周秀兰给我留了灯，厨房里温着一碗小米粥和一碟酱菜。我坐在饭桌前慢慢喝着粥，周秀兰从卧室出来，披着件外套坐在我对面。

"累了吧？"

"还行。"

"今天怎么样？"

"碰见几个老熟人，聊了聊。还发了个言，可能把人得罪了。"

"得罪就得罪，你一辈子得罪的人还少？"周秀兰笑了笑，"把粥喝完早点睡，明天我陪你去医院量量血压。"

"嗯。"

我低头喝粥，周秀兰就坐在那儿看着我。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头发白了大半，脸也松了，可她的眼神还是跟四十年前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一样，温温的、软软的。那年我刚留校当助教，她刚分到中学教书，我们在教职工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认识，她打了一份红烧茄子，我打了一份土豆烧牛肉，互相看了一眼，她就笑了。

那时候我啥也没有，租了间平房住，冬天生炉子弄得满屋子烟。可她跟着我，一直跟着，跟了四十多年。我忙的时候她不埋怨，我闲的时候她陪着我。我闺女不省心，她就跟我一起扛着。我出去讲课她给我包饺子，我血压高她提醒我吃药。外人面前我是孙教授，可在她跟前，我就是个普通老头儿，她会为我不洗脚就上床生气，也会半夜起来给我盖被子。

这世上真正在意你这个人活得咋样的，从头到尾就这么一个。我忽然觉得，过去这一年我东想西想的，净为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费心，倒是把身边这个最要紧的人给看淡了。

第六章破局

那天从医院量完血压出来，大夫说偏高，得注意休息，少生气。周秀兰把药单子叠好放包里，扶着我慢慢往家走。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人蹲在路牙子上，瘦瘦小小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走近了一看，是小贝。

周秀兰吓了一跳，赶紧上前去拉她："小贝？你怎么在这儿？出什么事了？"

小贝抬起头，眼睛肿得跟桃似的，脸上泪一道痕一道的，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妈……我跟李志强吵架了……他……他……"

"他怎么了？他打你了？"周秀兰声音都变了。

"没有！他……他外面有人了。"小贝哇地一下哭出声来，抱着周秀兰的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个女的给他发信息，我看见了……他还死不承认，说就是同事……妈，我怎么办啊……"

周秀兰拍着她的后背，像哄小孩似的哄了半天。我站在旁边，两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搁。路过的邻居朝这边张望，我冲人家点点头，把人家的目光挡回去。

上了楼，小贝在客厅沙发上坐着，抱着个纸巾盒抽抽搭搭地讲。说李志强最近半年回家越来越晚，经常说加班，她也没往心里去。昨天他洗澡的时候手机响了，她顺手拿起来一看，是条微信，一个女的发的，语气亲热得不正常，叫她"亲爱的"，还说"下周老地方见"。她翻上去看了聊天记录，断断续续的，有的删了，可剩下的那些话，傻子也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同事，就是关系好一点，让我别瞎想。"小贝擤了把鼻涕，"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呢？我二十岁就跟了他，他放个屁我都知道是吃啥吃的！"

周秀兰搂着她肩膀："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小宝还小，我要是离了，小宝怎么办？房子怎么办？我一个人养不起小宝……"小贝说着又哭了，"爸，妈，我是不是特没用？我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我在旁边坐着，一直没说话。听完这句，我开口了："小贝，跟你没关系。这事儿错不在你。"

小贝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

"你听爸说，"我往前坐了坐，离她近了一点，"这些年爸对你照顾得少，你心里有怨气，爸知道。你妈也说过我好多回，说我太忙，顾不上家。可你记住，不管你跟李志强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家永远有你的地方。你先住下来，别的以后再说。"

小贝愣了一下，然后扑过来抱住我的胳膊，头埋在我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多少年了，她没有跟我这么亲近过。上一次她搂我的胳膊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在校门口接她，她跑过来一把抱住，说"爸爸我今天考了一百分"。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小贝在我家住下了，住了一星期。李志强打了好几个电话来，一开始是狡辩，后来是道歉，再后来是求她回去。小贝开始不接电话，后来接了也不说话，再后来能吵两句了。周秀兰每天变着法儿给她做好吃的，排骨、鱼汤、红烧肉，把她喂得脸都圆了一圈。小宝也打电话来，哭着说想妈妈，小贝挂了电话又哭了一场。

有一天晚上，小贝跟我说："爸，我想好了，回去。但不是为了他，是为了小宝。房子是他婚前买的，离了婚我啥也分不着，还搭个小宝。不值当的。我回去跟他好好过，但要让他长个记性。"

"你想好了就行。"我说。

"爸，以前跟你张口要钱，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不懂事。你跟妈攒点钱不容易，我还老惦记着。"

"过去的事不提了。"我拍了拍她的手，"以后需要钱，你开口，爸有就给。爸没有，你也别怨。咱们一家人，互相帮衬着来。"

小贝点了点头，眼圈又红了，但没哭。

她走的那天，我和周秀兰把她送到高铁站。进站口她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挥了挥手，拉着行李箱进去了。周秀兰站在那儿看着她背影消失，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

"走吧，"我说，"回吧。"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跟周秀兰说："我想再出去走走。"

"去哪儿？"

"之前贵州那边有个学校联系过我，说想请我去做个讲座，我当时没答应。我想给他们回个电话，问问还要不要人。"

周秀兰看了我一眼，笑了："想去就去吧，我给你收拾行李。"

第七章新的路

电话打过去，那边高兴坏了。贵州那是个民族师范院校，在黔东南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从北京过去要先飞到贵阳，再坐三个多小时的大巴。学校安排了一个年轻老师到机场接我，开着辆面包车，车上拉了半车的书，说是刚从贵阳书市进的。

山路弯弯绕绕的，面包车跑得慢，窗外的景致却好得很。一座座青山连绵不断，山脚下是绿油油的稻田，偶尔有一片吊脚楼从树丛里露出来，青瓦木墙，屋檐下挂着串串金黄的玉米棒子。空气跟北京完全两样，润润的、清甜的，透着草木和泥土的气味。我摇下车窗，让风扑在脸上，凉丝丝的，精神一振。

那个年轻老师姓杨，三十岁出头，黑瘦黑瘦的，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他说他是本地人，去读了研究生又回到家乡教书，教化学，带的都是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但肯学。

"孙老师，我们这儿条件比不上北京，学生也笨。可有一桩好处——他们真把你当回事。您到时候就知道了。"杨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到学校已经是傍晚了。学校在一个山坡上，不大，几栋教学楼，一个操场，操场边上种着一排桂花树，正是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学生宿舍在坡下面，一排排的，墙皮有些剥落了，但窗台上摆着花盆，里头开着红的黄的小花。

我住的是学校招待所，其实就是一栋旧家属楼改的，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面大镜子，镜框是木头的，漆都掉了。可床单被套是新换的，桌上有瓶插着的野花，还放着一盘橘子。杨老师说："孙老师您先歇着，明天上午讲座，下午跟学生座谈，晚上我请您吃酸汤鱼。"

那晚我睡得特别好，山里的夜静得出奇，只有虫鸣声一阵一阵的，像是大自然的催眠曲。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就醒了，推开窗户往外看，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白茫茫的一片，对面山腰上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赶着几头牛。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慢慢露头，把雾染成了金色。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着，自己这一年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我在一个黑屋子里面转圈，四壁光滑，没有门也没有窗，我摸来摸去摸不到出口。可现在我出来了，站在一个高高的地方，风从四面八方来，吹得我心胸开阔。

上午的讲座很顺利，来的学生比我想象的多，把教室坐满了，走廊里还站了不少。我讲的是自己当年做催化材料研究的经历，没有讲太深的理论，就是讲故事。讲我怎么从一败涂地到终于做出来数据，讲我导师说的那句挖井的话，讲我那些学生在实验室里闹的笑话。学生听得入迷，中间笑了好几回，最后提问的时候有个苗族的姑娘站起来说："孙老师，我学化学好几年了，一直不知道自己学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今天听您讲完，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化学不是冷冰冰的公式，是一个人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一件小事。"

散场后那个姑娘跑上来，送了我一个自己绣的香包，蓝布底子，彩线绣的花，里头装着艾草，闻着有一股清苦的香。我把香包攥在手心里，觉着这颗心让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

下午的座谈会上，我跟青年教师们聊了很久。他们问我现在科研的出路在哪里，我说出路在你们自己身上。国家的科研靠年轻人，你们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地做，一样能出好东西。我说这话的时候底气足得很，自己也觉着新鲜。一年前我还跟个废人似的窝在藤椅上想东想西，现在我站在这儿，跟一群比我年轻二三十岁的人说"你们得往前看"。人真是怪，自己站起来了，才能拉别人一把。

晚上杨老师果然请我吃了酸汤鱼，在一家路边的小馆子里。木桌子木椅子，地是水泥的，但干净。酸汤鱼端上来热腾腾的一大锅，汤红彤彤的，里头翻滚着鱼片、豆腐、豆芽、酸菜、木姜子，香味直钻鼻子。杨老师给我倒了杯米酒，说孙老师这是我们自己家酿的，您尝尝。我抿了一口，甜丝丝的，后味儿有点酸，一口下去浑身暖和。

"杨老师，"我放下酒杯说，"你们这儿缺不缺常驻的老师？"

杨老师愣了一下："孙老师您是说……"

"我身体还行，也没有别的牵挂。你们要是不嫌弃，我可以来住个一年半载的，帮你们带带学生，听听课，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钱，管吃管住就行。"

杨老师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孙老师，您说的是真的？"

"我这么大岁数了，诓你干什么？"

"那太好了！"杨老师一拍桌子，把隔壁桌的人都吓了一跳，"我明天就跟校长汇报！您放心，吃住都包在我身上！"

那天晚上回招待所，我躺在床上拨通了周秀兰的电话。响了没两声她就接了，好像一直拿着手机在等。

"秀兰，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想在贵州待一阵子，这边学校缺老师，我给他们帮帮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周秀兰说："去多久？"

"还没定，也许一年半载的。你要是想来，也来，这边空气好。"

周秀兰在电话里笑了一声："行了，你先把自个儿照顾好吧。我抽空过去看看你。"

"嗯。"

"老孙。"

"嗯？"

"你觉着这样行吗？"

我看着窗外的山影，月亮挂在半空中，清亮亮的，照得整个山谷像镀了一层银。我说："行。秀兰，我觉得这辈子，从来就没有这么行过。"

第八章平淡收尾

如今我在贵州已经住了大半年了。每天的日子过得简单又实在。

早晨六点起来，在操场上跑几圈，跑不动了就快走。山里的空气凉，吸进肺里跟喝了一口山泉水似的。走完了在单杠上吊一会儿，松松肩，腰也不怎么疼了。然后去食堂吃早饭，一碗粉，加个荷包蛋，撒点葱花，热乎乎地吃下去。上午有时候给本科生上课，有时候去实验室看看，年轻老师们做实验遇到问题也来问我，我就在旁边看着，偶尔搭把手。

学生们跟我熟了，当面叫我"孙老师"，背后叫我"孙爷爷"。他们在校园里碰见我，老远就喊，跑过来问这问那的。有个男生家里是种猕猴桃的，他拿自己家的猕猴桃给我吃，说孙老师您尝尝，我们这儿猕猴桃甜得很。有个女生家在雷山，学了化学想回去办个农产品检测的小公司，帮乡亲们测农药残留，让我给她出主意。我跟她聊了好几个下午，帮她查资料、写方案，那姑娘认真，拿个笔记本把我说的话一条一条记下来。

周末了我就跟杨老师他们去附近寨子里转转。苗寨侗寨都去过了，穿蓝布衣裳的老太太坐在门口绣花，小孩子光着脚丫在石板路上跑，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晒着红辣椒和黄玉米，远远看去花花绿绿的，好看得很。有一回在一个寨子里碰见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还能下地干活，她拉着我的手说"北京来的先生你多住些日子"，我说"好"，她笑得没牙的嘴都合不拢。

周秀兰来过两回。第一回是过年前来的，住了半个月，说这边冬天比北京暖和，就是湿气重，给我带了两个热水袋和一箱子膏药。她跟学生处的几个女老师混熟了，人家教她绣花，她学得笨手笨脚的，扎了好几回手指头，可绣出来一朵歪歪扭扭的牡丹，她还显摆给我看，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就拿鞋盒子装起来，说要带回去压在玻璃板底下。

第二回是上个月来的，这回她没说走。她自己把招待所那间屋子重新拾掇了一遍，换了窗帘，买了盆绿萝搁桌上，又去镇上扯了几尺花布做了个靠垫。我问她北京那边咋办，她说房子又不会跑，锁好门就是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那天傍晚我们俩坐在操场边的桂花树下，她靠着我肩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夕阳照在教学楼的墙上，把墙染成暖暖的橘红色，几个学生在打球，砰砰的拍球声和着笑声从操场上传来。

"老孙，"周秀兰说，"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刚结婚那会儿，租的那间平房，冬天墙缝漏风，你用报纸糊了好几层。"

"记得。"

"那会儿穷成那样，也没觉着苦。下了班你骑着自行车接我，我坐在后座上，搂着你腰，你骑得慢腾腾的，说前面有家卖烤红薯的，给我买一个。那红薯掰开来黄瓤的，热乎乎的，能吃出一嘴甜。"

"现在也给你买。"我说。

"现在不用了。现在啥都有了，什么都不缺了。"她叹了口气，声音低低的，"就是缺那时候那股劲儿。总觉得日子还长，什么都能慢慢来。现在回过头一看，大半辈子过去了。"

我把她的手攥在手心里，她的手指头凉凉的，指节那儿有几块老茧，是这些年洗衣做饭磨出来的。我说："往后还有好多年呢，咱们慢慢过。"

她没说话，把头靠得更紧了一些。

小贝上个月在电话里说，李志强现在下班就回家，周末还带着小宝去上亲子课，两口子关系缓和了不少。她还说她跟单位申请了内部调动，换了个轻松点的岗位，工资少了一些，但时间多了，能顾上家。她在电话那头说："爸，你以前老说让我靠自己，我总听不进去。现在我是真明白了，这世上谁都靠不住，最后还得靠自己。"

我说："你明白就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发了会儿呆，周秀兰问我怎么了，我说没啥，闺女长大了。

我有时候还去北京，回去看看老同事，开开会，做做讲座。但我待不了几天就想回贵州了。北京楼太高，车太多，人太密，空气里头一股子焦躁的味道。贵州这边安静，山好水好人也朴实。我在这边住久了，脾气都好了不少，血压也稳住了，上回去镇上的卫生院量，大夫说控制得不错，继续坚持。

以前我觉着一个老人废了，是因为没用了，是因为别人不需要你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一个老人会不会废，跟别人需不需要没关系，跟你自己心里头还热不热有关系。我这颗心，以前凉过一阵子，差点就凉透了。可后来有人给捂热了——有周秀兰，有小贝，有贵州那些学生，还有我自己。我站起来了，不是因为谁拉了我一把，是我自己想站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

那天傍晚我跟周秀兰在操场边坐了很久，一直坐到天全黑透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山里的星星比北京多得多，密密麻麻的，像是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银子。周秀兰打了个哈欠，说冷，回去吧。

我站起来，扶着她慢慢往回走。招待所楼下的桂花还在开，香味幽幽地飘过来。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走。我走在前面，周秀兰跟在后面，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老孙，明早吃什么？"

"不知道呢，再说吧。"

"我想吃你煮的面条，放个荷包蛋。"

"行，我给你煮。"

我推开房门，屋里暖融融的，绿萝的叶子在灯光下绿油油的，窗帘是周秀兰新换的那块淡蓝色碎花的。我把外套脱了挂在椅背上，去厨房烧了壶水。

其实日子说到底不就是这些吗？一顿饭一碗面，一个人陪着你，心里头有件自己想干的事。这些都有了，这日子就还过得下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

我坐在桌前，打开那个旧笔记本。封皮上那道胶带粘过的裂口还在，可我已经不觉得它破了。我拿起笔，在最新的一页上写：今天出太阳了，秀兰说想吃面。下午要给学生讲配位化学，备了四页纸的课。晚上杨老师说隔壁寨子唱山歌，问去不去看。我说去。

写完我把笔记本合上，搁在窗台上。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得满院子亮堂堂的。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安安静静地蹲在那儿，像一只温顺的大猫。

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来。我还得早起，去操场跑几圈，然后给周秀兰煮面条。上午上课，下午备课，傍晚跟她在桂花树下坐坐，说些有的没的。

这日子，我过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