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映的第17天，《给阿嬷的情书》单日票房猛增，突破了1亿元，累计票房达到3.92亿元，机构预测的总票房也达到了10亿元，也有可能更多。毕竟，这是今年的电影低潮以来，出现的第一部全民共议的电影。
似乎很突然，但在我看来也并不突然，是时候该有这样一部电影了，由年轻的电影人创作，讲述一些并不年轻的故事。因为故事已经讲完了，所有的故事都是古老的故事。但年轻电影人的真挚，自然会让这些并不年轻的故事锐利而丰润。
之所以对年轻的电影人怀有期待，是因为这几年，从短视频到短剧，到各种短片电影节的参赛作品，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动人故事和动人的表达。比如我担任评审的某个短片电影节，前几年的参赛短片都在500部到1000部之间徘徊，前年的参赛短片就到了2000部，去年却已经突破了4000部。不光数量在增长，质量也在发生变化，题材和形态也多种多样。十年十几年前在各种短片电影节和微电影节上看到的短片，题材还都集中在相亲、成长的烦恼，和明显带有臆想色彩的凶杀悬疑故事这三个领域，我曾经做过笔记，在《非诚勿扰》火爆的那几年里，参加各种比赛的短片里，有1/2到2/3都有相亲的情节。而这几年看到的短片，题材却越来越多样，表达也越来越细腻丰满。而这些短片的编剧、导演到演员，全都是陌生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听到的过的名字，有很多名字在短片电影节上听到过一次之后，就从此消失了。
但是我也在想，这样从量到质的堆积、酝酿，这样看似悄然无声但却日渐宏大的浪潮，不会没有结果。这不，结果来了，这就是蓝鸿春的《给阿嬷的情书》。
上映17天，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了，从侨批的历史、潮汕民俗、家国情怀、汉语的传承，到男女、女女之间有没有可能有超越世俗的感情，甚至几个非职业演员的来历如何，他们又如何完成了这样高难度的表演，等等等等，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是我想的是，为什么是在此时会有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是由年轻人做出来的？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只有让年轻人做出来才有说服力？
社交媒体上有一位网名“虚构郦影”的评论者，在讨论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为什么获得成功的时候，提到了这么几点，她认为这部作品出现在“新东北文学”出现之后的空窗期，而2017年到2019年又是新中式美学和中产文化消费的转型期，陈春成小说里的文人趣味、古典意境恰逢其时。而《给阿嬷的情书》的出现和它的接受美学里，也有相同的因素。在历史的转折期，人们开始更强烈地获取身份认同，在往事和历史、方言和美食、民俗和服饰、山水和故事里，确认自己是谁，身处何地何世。所以文旅业大爆发，审美供应跟不上，以至于出现了暴力审丑，并且又迅速出现了对同质化审美的反思。《给阿嬷的情书》或许在电影视听上还有一些问题，但唯独在剧本，在观念的调试，在时代气氛的显化上，是经过精心打磨，和非常细致的讨论的。体现在电影里，首先就是它选择了一个起点在70年前，在异域异乡望乡望家的故事，其次就是南枝、木生和淑柔的感情形态，充分考虑了当下社会对家庭文化的期待，女性主义对两性感情模式的重塑，南枝和木生没有任何轨外的感情，开篇的误解很快得到解释，并且很快地升华到了家国情怀上。
而在书写故事里的人物的时候，编剧兼导演蓝鸿春，几乎是倾囊而出，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生活积累和生命经验：“淑柔、南枝这两个角色真不真实，有没有原型。完全的故事原型没有，但从人格特点来讲，她们就是我熟悉的，身边至亲的样子。淑柔、南枝人格的底色，可以说，都是取材自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姐姐，我从小到大，身边所熟知的女性至亲。”
而这都只有年轻人才能做得到，他们还在电影业之外，还没有功成名就，没有变成名利场中人，没有被保护得很好，没有被隔绝在人群之外。才能拿出来这样第一线的体验，才能在和整个社会近身相搏之后，第一时间拿出自己的感受报告。
要知道，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却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要求于创作者的，甚至要求于观众的，固然是各种情感的套路和叙事的套路，却也在要求相当程度的真挚，以及还没有变得过于光滑的生命经验。它几乎是一个圈套，它会让真挚的、以及肯拿出自己生命经验的年轻人获得成功，却又让他们在获得成功之后钝化以及与世隔绝。于是它又在期待新的年轻人和新的经验，由此才能生生不息。
甚至电影本身也是这样。作为人类这个巨大叙事的一个叙事执行者，人类大叙事要求于电影的，是新经验和新故事，但当电影变成人类叙事的一部分，甚至开始躺在功劳上睡觉的时候，它又被剔除在人类叙事之外，并因此走上末路。《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也只是这个巨大颓势中的一个小小回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