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岁，读高一。学校在镇上，离家二十里地，我住校，每两周回一次家。
我们村叫陈家坳，窝在两道山梁之间，总共三十几户人家。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龄比村里最老的王大爷还大。树干粗得三个人合抱不过来，树皮皲裂得像老人的手背，沟壑里长着青苔。夏天的时候，半个村子都遮在它的树荫里。我小时候常爬到树杈上坐着，看远处的公路像一条灰带子，从山那边绕过来，又绕到山那边去。那时候我以为，世界就是山围成的一个圈。东边的山叫大坡岭，西边的叫小坡岭，两岭之间豁开一道口子，公路就从那里钻出去。我问我爸：“公路那头是哪儿？”我爸说：“是省城。”我问：“省城大吗？”我爸说：“大得很，一天走不完。”从那时候起，我就想着有一天要沿着那条公路走出去看看。可我又舍不得那棵老槐树。春天它开白花，夏天它遮荫凉，秋天它落黄叶，冬天它挂冰凌。一年四季，它都在那里站着，像家里的老人一样。
上河村在土坡那边，和我们村隔着一道梁。两个村共用一个集市，在镇上的老街。每逢农历三六九，两个村的人都去赶集。我小时候跟着我妈去赶集，总能在集市上碰见上河村的人。我妈跟他们打招呼，说“你们村的韭菜长得真好”，那边的人说“你们村的红薯才甜呢”。两个村的人熟络得很，谁家闺女嫁到谁家，谁家儿子娶了谁家姑娘，掰着指头数得过来。可就是这么近的两个村，我却从来没听说过小满。后来我才知道，她初中毕业就去镇上裁缝铺当学徒了，平时不怎么在村里露面。她家在上河村的东头，家里三间瓦房，院墙外种着一排花椒树。每年七八月，花椒红了，一簇一簇的，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摘几粒，放在鼻子下面闻，麻酥酥的香。她爸叫陈广田，是个木匠，常年在外给人家打家具。他手艺好，方圆几十里都有名。谁家娶媳妇嫁闺女，都要提前半年请他。他打出来的衣柜，柜门上雕着喜鹊登梅，抽屉拉出来顺滑得像抹了油。她妈叫刘秀英，种地，偶尔去镇上打零工。她是个利索人，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院子里连一根杂草都没有。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叫陈小军，比我小两岁，读初二，成绩不好，但力气大，能扛一袋谷子从场院走到家门口。小满是家里的老大，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了，去镇上的裁缝铺学了两年手艺，然后留在那里帮人做衣裳。她师傅姓周，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会做老式的斜襟棉袄，也会做新式的连衣裙。小满跟她学了两年，什么都会了。
我第一次见她，是五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
那天我从镇上骑车回来，后座上绑着一袋米——我妈让我从镇上买的，家里米缸见底了。五月的天已经热了，我穿着学校发的蓝白相间的校服，后背湿了一片，黏在身上。骑到那道土坡的时候，自行车链子突然“咔嚓”一声，掉了。我从车上跳下来，蹲在路边一看，链子卡在后齿轮和车架之间，死死地别着，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蛇。我用手拽了两下，拽不动。又找了一根树枝来撬，还是撬不动。树枝断了，断口扎进手指里，冒出一颗血珠。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油污，额头上的汗往下淌，滴在车链子上，马上就被晒干了。
就在我气得想把自行车踹下山坡的时候，一辆电动车在我身边停下了。
“链子卡住了，得把后轮螺丝松一点。”
我抬头，看见一个女孩。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碎花连衣裙，裙摆到膝盖下面，上面印着细碎的白花。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凉鞋，鞋面上有几颗塑料珠子，珠子上沾了一点泥。头发扎成马尾，用一根黑色的皮筋绑着，皮筋上缠着一小截红绳。她脸上有细细的汗珠，鼻尖上那几颗特别亮。左手腕上戴着一个银色的镯子，细细的，上面刻着花纹，像藤蔓一样绕了一圈。右手拎着一个布袋子，袋子里装着几卷布，布头露出来，是那种做衬衫的白棉布，还有一截藏青色的卡其布。她大概一米六出头，站在我面前，影子把我和自行车都罩住了。
“我帮你。”她把布袋子放在地上，蹲下来。她的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钥匙——是老式的铜钥匙，齿牙磨得发亮，钥匙柄上拴着一根红绳。她用钥匙尖挑住链子，往上一别，再往旁边一拨，“咔”的一声，链子归位了。她拨的时候很用力，手背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弄完以后，她把钥匙在裙子上蹭了蹭，蹭掉上面的油污，然后放回口袋。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好了，试试。”
我骑上车，蹬了一圈，链子转得很顺，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连声道谢，说：“谢谢你，你是哪个村的？”
“上河村的。”她笑了一下，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上排左边有一颗微微歪了一点，但歪得好看。她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点点上河村的口音，把“上”说成“shang”，尾音往上扬。“你是陈家坳的吧？看你校服，镇中学的？”
“嗯，我读高一。”
“高一？”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点什么，我没看懂，“你才十六七？”
“十六。”
“我二十三了。”她把布袋子拎起来，挂在电动车把手上。电动车是红色的，车筐里放着一把剪刀和一卷皮尺。她说，“你该叫我姐。”
我脸红了。她笑出声来，声音脆生生的，像踩碎了一片干树叶。她说：“逗你的。赶紧回家吧，天快黑了。”
她骑上车走了。电动车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后轮碾过路面的碎石，发出沙沙的响。我站在路边，看着她拐过前面的弯，消失在坡那边的树影里。风吹过来，带着一股甜丝丝的香，是坡上洋槐树开花了。满树的白花，一串串垂下来，像挂着的雪。花瓣落在她的车辙上，被车轮碾过，留下一条浅浅的香痕。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帮父亲劈柴。父亲话少，我也话少。他在省城工地上干了大半年，前几天刚回来，带回了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两件旧工装和一袋工地发的白糖。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烟头一明一暗的，照亮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斧头落下去，木头“咔嚓”一声裂成两半。劈好的柴码在墙根，整整齐齐的，像一堵矮墙。母亲在厨房做饭，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一下一下的，间或传来油锅里“滋啦”一声。月亮从东边的山梁上升起来，照在院子里，白花花的，像洒了一地的盐。
我脑子里全是她蹲下来帮我修车的模样。她的手，那双手。指头细长，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有一点蓝色的粉笔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画粉，裁缝用的，在布上画线用的，遇水就化，但沾在手上好几天洗不掉。手腕上的银镯子，在她拨链子的时候，轻轻响了一下。还有她说话时翘起的嘴角，那颗微微歪了一点的牙。
我劈完柴，坐在门槛上发呆。母亲端着一碗面条出来，说：“发什么愣？吃饭了。”
我接过碗，低头吃面。面条是手擀的，很筋道，汤里卧着一个荷包蛋。蛋煎得两面金黄，边上一圈焦脆。母亲坐在旁边，一边纳鞋底一边说：“你爸下个月又去省城，你好好念书，别让他操心。”
“嗯。”
“这次月考多少名？”
“年级第十五。”
“上次呢？”
“第九。”
母亲停下手里的针线，看了我一眼：“怎么掉了？”
“数学没考好。”
“数学你一直挺好的，怎么突然没考好？”
我没说话。数学考试那天，我脑子里全是那道土坡，那棵洋槐树，那个穿碎花裙的女孩。最后一道大题做了一半就交了卷，出了考场才想起来，方法用错了。明明会做的题，一紧张，公式写反了。
“是不是在学校跟人打架了？”
“没有。”
“那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我声音大了些。母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低头继续纳鞋底。针穿过厚厚的布底，发出“嗤”的一声。她纳鞋底的动作很稳，一针扎进去，一针拔出来，线拉得紧紧的。那双鞋底是给我做的，千层底，一层布一层浆糊，纳得密密实实。她说：“镇上中学的姑娘，都是农村的，你考上大学再谈也不迟。”
我没有接话。面吃完了，我把碗放在灶台上。母亲又说：“你爸在工地上，一天挣八十块钱，吃的是白菜豆腐。你好好念书，别学那些乱七八糟的。”
“知道了。”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贴着奖状，从小学到高中，三好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作文比赛二等奖。我坐在桌前，摊开数学卷子，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掏出日记本，写了三个字：五月的风。然后就不知道写什么了。我把日记本合上，压在枕头下面。
过了三天，我又在村口碰见她了。那天是星期三，我请了假回来拿换洗衣服——学校要交校服费，八十块钱，我回来找母亲要钱。走到村口老槐树下的时候，看见一辆电动车停在路边，她坐在树下，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那本书是《故事会》，封面卷了边，右下角有一块水渍，把“故事”两个字洇花了。
“陈默。”她先看见了我，冲我招手。她的手举得很高，银镯子从袖口滑下来，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我走过去，有点意外：“你怎么在这儿？”
“来你们村送衣服。”她指了指电动车后座上的一个包袱，包袱皮是蓝底白花的布，扎了一个蝴蝶结。“村东头王婶子订的，给她闺女做的嫁衣。我刚送过去。”
“你认识我？”
“上次你说你叫陈默。陈家坳的，镇中学高一，家里在村中间住，门口有棵枣树。”她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你们村就三十几户人家，打听个人还不容易？”
我脸又红了。她拍了拍身边的草地：“坐。”
我坐下来。她把书合上，夹了一枚树叶当书签。树叶是杨树的，心形的，叶脉清清楚楚。她说：“你学习怎么样？”
“还行。”
“那你得好好读。不像我，初中毕业就出来干活了。”
“你学习不好？”
“也不是不好。家里没钱。我爸打家具挣不了几个钱，我妈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个弟弟。我要是读高中，弟弟就得辍学。”她把书卷起来，塞进兜里，“我是老大，没办法。”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看见她低头的时候，嘴角往下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揪着裙摆上的线头。
“所以你就在裁缝铺干活？”
“嗯。一个月两千三。”她说，“寄一千五回家，自己留八百。够花了。”
“八百够吗？”
“怎么不够？住铺子里，不用交房租。吃饭跟师傅一起吃，也不花钱。就是买点日用品，有时候买本书。”她拍了拍兜里的《故事会》，“这个三块钱。”
我们坐在老槐树下。夏天的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有牛叫，低沉的，一声长一声短的。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一地碎金。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说：“我得回去了。裁缝铺还有一堆活。”
“你什么时候还来？”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你问这个干嘛？”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推着电动车走了几步，又回头：“我每个星期六下午从镇上回来，路过那道土坡。”
“嗯。”
“你骑车上坡的时候，要是链子再掉了，我在。”
她骑上车走了。马尾辫在身后一甩一甩的，银镯子在手腕上轻轻晃。我站在老槐树下，看着她拐上土坡，消失在坡顶。树上的知了突然叫起来，一声接一声，把整个夏天都叫醒了。
从那天起，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盼着快点放学。
学校三点四十下课，我三点四十五就能出校门。从镇上到土坡，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我拼命蹬，后背的汗把校服洇湿了一大片。路边的杨树一棵一棵往后退，田里的稻子从绿变黄。到了土坡下面，我慢下来，推着车走上去。坡不陡，但很长，大概有两百米。走到一半的时候，能看见坡顶那棵最大的洋槐树。树冠圆圆的，像一把撑开的大伞。走到坡顶的时候，她总在那里。
有时候她坐在电动车上等我，有时候她靠在洋槐树上，有时候她蹲在路边拔草，手里攥着一把狗尾巴草，编成小兔子。看见我，她就站起来，笑一下。
“今天晚了。”
“老师拖堂了。”
“饿不饿？”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包子。包子是白面的，皮薄馅大，油把塑料袋洇透了。“今天集市上买的，肉馅的。你尝尝。”
我接过包子，咬一口，肉汁在嘴里散开，烫得我吸了一口气。她看着我吃，眼睛弯弯的，说：“慢点，没人跟你抢。”
“你吃了吗？”
“吃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
“我真吃了。”
我分一个给她，她不要。我就把包子掰成两半，硬塞给她。她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像一只啄食的鸟。我们坐在洋槐树下，风吹过来，花瓣落了一地，白白的，碎碎的。有一片落在她头发上，我想伸手去拿，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
“陈默，”她叫我，“你将来想干什么？”
“不知道。可能考大学吧。”
“考什么大学？”
“没想好。省城的就行。”
“省城好。”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半个包子，包子皮上印着她的指纹。“省城大，机会多。”
“你去过省城吗？”
“没有。”她笑了一下，嘴角歪了歪，“最远去过县城。裁缝铺的老板带我们去进布料，在县城住了一晚上。旅馆的床是席梦思的，软得我睡不着。”
“那我以后带你去省城。”
她抬头看我，眼神很亮，像有一盏灯在里面点着了。但很快，她低下头，咬了一口包子，说：“快吃，吃完早点回去。天黑了路不好走。”
七月的天，越来越热。洋槐花谢了，叶子长得更密了，层层叠叠的，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她穿一件白色的短袖，头发还是扎马尾，但马尾高了些，露出后颈上细细的汗珠，像露水一样。有一次我早到了十分钟，看见她坐在树下，手里拿着一本《读者》，但没在看。她在发呆。眼睛望着坡下的公路，公路上有一辆班车正往镇上开，车屁股后面卷起一阵黄尘。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她回过神，笑了一下，“今天来早了。”
“你每天都来吗？”
“也不是。看活多不多。活多就晚点，活少就早点。”
“那今天活少？”
“今天……”她顿了一下，“今天特意早点。”
我没有说话。我们并排坐着，肩膀隔着一拳的距离。风把她的头发吹过来，发梢扫过我的手臂，痒痒的。我动了一下，她没有躲。
“陈默。”
“嗯。”
“你上次说，你爸在省城工地？”
“嗯。”
“他多久回来一次？”
“过年。有时候中秋也回来。”
“你想他吗？”
我想了想，说：“还行。习惯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爸也是木匠，一年到头在外面跑。我有时候觉得，我爸像家里的客人。过年回来，待半个月，又走了。我妈说，男人在外面挣钱，不容易。”
“你妈说的对。”
“可我觉得，钱是挣不完的。”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腹上有针扎的痕迹，密密麻麻的，像一张细网。“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没了。”
我转头看她。她没有看我，但她的耳朵红了。红得很厉害，一直红到耳根，像染了一层晚霞。
那天我们坐到天快黑才散。她骑上车，回头说：“下周六见。”
“下周六见。”
我站在坡顶，看着她的尾灯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点红，消失在弯道后面。天完全黑了，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洋槐叶子的苦香，还有她身上皂角的味道。那种味道淡淡的，像刚洗过的衣服在太阳下晒干后留下的气息。
八月的一个周六，下大雨了。
下午三点多，天突然暗下来，乌云从西边的山梁上压过来，像打翻的墨汁。教室里的灯全亮了，但窗外黑得像傍晚。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粉笔灰在灯光下飘。我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我看着窗外的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啪”地响。我想，她今天不会去了。这么大雨，谁会在坡顶上等？
放学的时候，雨小了些，但还在下。我披上雨衣，骑上车。雨衣是母亲买的，绿色的，很大，罩住车把和后座。雨水从帽檐上淌下来，滴在脸上，凉凉的。路上的积水有半尺深，车轮碾过去，溅起一片水花。我的裤脚湿了，鞋也湿了，踩在脚蹬上，袜子里的水被挤出来，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我蹬得飞快，到了土坡下面，推车上坡。
坡顶没有人。
洋槐树的叶子被雨打得耷拉下来，树下积了一汪水。我站在树下，雨水顺着雨衣往下淌。她不在。我站了十分钟，二十分钟。雨又大了，风把雨点横着吹过来，打在脸上生疼。树叶上的水珠一滴滴落下来，砸在头上。我站了四十分钟，天快黑了，她还是没有来。
我骑上车，走了。
骑出去大概一里地，听见后面有人喊：“陈默！”
我回头，看见她骑着电动车追上来。她穿着一件雨衣，是红色的，但帽子没戴，头发全湿了，贴在脸上。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一卷布，用塑料布裹着，塑料布上全是水珠。
“你怎么才到？”她喊，声音被雨打得断断续续的，“我等了你一个小时，以为你不来了。”
“我以为你不来了。”
“我答应你的，怎么会不来？”
她从车上下来，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件T恤，叠得整整齐齐的。塑料袋上全是水，但里面的T恤是干的。她把塑料袋递给我，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凉得像冰。
“给你做的。你上次那件校服袖子短了，我看你穿得紧。”
我接过来，T恤是白色的，胸口绣了一个小小的“默”字，针脚细密，像机器缝的。领口有一圈蓝边，是衬衫领的样式。我展开看了看，闻到了一股新布的味道，还有她手上常有的那种皂角香。
“小满……”
“别说了，快回去，雨太大了。”她骑上车，掉了头，“下周六见。”
“下周六见。”
我站在雨里，看着她红色的雨衣消失在雨幕中。那件T恤贴在胸口，隔着塑料袋，我都能感觉到它的温度。雨水从脸上淌下来，流进嘴里，有点咸。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今天下雨了，她还是来了。我把T恤放在枕头下面，一夜没有拿出来。第二天早上，T恤上沾了枕头的潮气，软塌塌的。我把它叠好，放进箱子里，压在衣服最下面。
九月初，开学了。我升高二。
课程紧了，作业多了。每天晚自习到九点半，回到宿舍还要点蜡烛做一会儿题。我数学好，但英语不行，单词记不住，阅读理解总错一半。英语老师姓周，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她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她找我谈话，说：“陈默，你理科好，英语不能拖后腿。你每天背二十个单词，一个月就是六百个。”
我点头。但背单词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她。小满。小满。小满。十三个笔画，我在草稿纸上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到最后，草稿纸上全是“满”字，密密麻麻的，像一片长满草的田地。
那个周六，我没有回家。
学校补课，周六下午加了两节数学。放学的时候已经五点了。我没有骑车回家——回去要两个小时，天太晚了。我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来。土坡上那棵洋槐树，在暮色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个蹲着的人。
她在坡顶等了吗？
我坐不住，跑到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裁缝铺的号码我背得滚瓜烂熟——6984567。我投了一枚硬币，拨号。电话通了，响了三声，有人接。
“喂，大刚裁缝铺。”
是她。我认得她的声音。她说话带一点鼻音，像感冒了一样，但很好听。
“是我。”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然后她说：“陈默？你在哪儿？”
“学校。今天补课，我没回去。”
“哦。”她顿了一下，“那我回去了。”
“你等了多久？”
“没多久。刚下班，顺路。”
“小满，下周六我一定回去。”
“嗯。”她停了停，“你吃饭了吗？”
“还没。”
“快去吃饭。别饿着。”
“小满。”
“嗯？”
“对不起。”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我听见裁缝铺里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的，像雨点打在铁皮棚上。还有剪刀剪布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干脆利落。然后她说：“陈默，你好好念书。别想别的。我不怪你。”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电话亭里，听着忙音。外面下起了雨，秋天的雨，细细的，密密的。路灯亮起来，照得雨丝像一根根银线。我把电话听筒放回去，投币口里掉出一枚硬币，是我的找零。我攥着那枚硬币，在雨里站了很久。硬币被我的手捂热了，边缘的齿痕硌着手心。
那之后，我们改了规矩。如果不能回来，我就提前给她打电话。裁缝铺的老板娘姓周，四十来岁，胖胖的，人很和气。我打电话去，如果是她接，我就说“找小满”。如果是老板娘接，我就说“我找陈小满，我是她表弟”。老板娘从来不问什么，每次都大声喊：“小满！你表弟电话！”
“表弟”这个身份，是她提出来的。
“以后你就说你是我表弟。”那次见面时，她坐在洋槐树下，手里拿着一个线团在绕。线团是蓝色的，毛线很细，绕在手指上，一圈一圈的。“万一被人问起来，好说。”
“为什么？”
“你傻啊。”她低头绕线，线团在手里转，像一个蓝色的球，“我二十三，你十六。人家看见了，怎么说？”
“说什么？”
“说我不正经呗。”她抬头看我，笑了一下，但笑里有点苦。她的嘴角往上一弯，眼睛却没有弯。“说我勾引小孩。”
“你不是。”
“我知道我不是。可别人不知道。”
我没说话。她把绕好的线团放进布兜里，布兜是碎花的，跟她的裙子一样。她说：“陈默，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等你考上大学，长大了，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了。”
“那你等我？”
她把布兜的口收紧，打了个结。结打得很紧，她拉了两次才拉紧。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说：“天快黑了，回去吧。”
她始终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十月的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照常骑车回家。上坡的时候，看见她的电动车停在坡顶，但她人不在树下。我四下看了看，发现她蹲在坡那面的路边，电动车倒在地上，后视镜摔碎了一个，玻璃碴子散了一地，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小满！”
她抬头，脸上有血。膝盖也破了，牛仔裤撕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红了一片。她的手在抖，嘴唇也在抖。
“怎么了？”
“一辆拖拉机，拐弯的时候别了我一下。”她咬着嘴唇，嘴唇上咬出一排白印，“没事，就是蹭破了点皮。”
我扶她起来。她的腿在抖，站不稳，整个人靠在我身上。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有洗衣粉的味道。我把她的电动车扶起来，车把歪了，前轮也有点变形，挡泥板蹭着轮胎，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我说：“你别骑了，我送你回去。”
“你怎么送？你自行车又不能带电动车。”
“那我推着。你坐我自行车后座。”
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骑车带人？”
“会。”
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我推着电动车，她在后面扶着车把。从土坡到她家，有三里地。我一只手推电动车，一只手扶自行车把，走得歪歪扭扭的。她说：“你行不行？”
“行。”
“你不行就说，我下来走。”
“你腿还在流血。”
她没说话了。我推着车往前走，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我睁不开眼。她坐在后面，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轻轻拉住了我的衣角。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捏着我的校服，捏得很紧。
到了上河村口，她下来了。她说：“你回去吧，别进村了。”
“你腿还在流血。”
“没事，我自己回去。我妈看见了，会问。”
我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是学校小卖部买的，五毛钱一包，心相印的。我递给她：“你擦擦。”
她接过去，看了我一眼。然后她说：“陈默，今天谢谢你。”
“你跟我说谢谢？”
她笑了一下。那一笑，嘴角的伤扯了一下，她“嘶”了一声，用手捂住嘴角。我说：“你别笑了。”
“你管我。”
她一瘸一拐地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回头说：“下周六别来了。我腿这样，骑不了车。”
“那我来看你。”
“别来。”她摇头，“村里人看见了，会说闲话。”
“我不怕。”
“我怕。”她说完，转身走了。她的背影一瘸一拐的，牛仔裤上的破口露出里面白色的纱布。我站在村口，看着她走进第一排房子后面，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我梦见她摔倒了，血流了一地。我跑过去抱她，但她变得很轻，像一片叶子，风一吹就飘走了。我惊醒过来，天还没亮。窗外有鸟在叫，一声长一声短的。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上午把作业做完，下午骑上车去了上河村。我没有进村，把车停在村外的土路上。然后我走进去，找到她家。她家院墙外那排花椒树，叶子已经红了，一簇一簇的，像小灯笼。院门关着。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有说话声。
“你怎么弄的？摔成这样？”是她妈的声音，又尖又高，像一把剪刀。
“骑车不小心。”她的声音低低的，像在认错。
“你这孩子，多大的人了，还这么不小心。膝盖都肿了，明天别去铺子里了。”
“不行，王婶子的嫁衣还有半个月就要交了。”
“你就知道干活。”
“妈，我不干活，小军的学费怎么办？”
静了一会儿。她妈说：“你爸下个月寄钱回来。”
“爸上个月就没寄。工地上结不到账，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妈没说话。我站在院墙外面，听着里面的对话。花椒树的枝子伸过墙头，叶子上有刺。我伸手碰了一下，刺扎进手指，冒出一颗血珠。我把手指含在嘴里，血的铁锈味在舌尖上散开。
我没有敲门。我转身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骑得很慢。风从坡上吹下来，带着枯叶的味道。我想起她那天说的话：我是老大，没办法。想起她一个月挣两千三，寄一千五回家。想起她蹲在路边帮我修车的样子。想起她膝盖上的血。想起她妈说的那些话。想起她弟弟的学费。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写了一封信。我爸在省城工地，地址是上次寄钱回来时留的。我在信里说：爸，我想好了，我要考大学。我要考省城的大学。我要挣钱。我没有提小满。但我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话：爸，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写完以后，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了地址，贴了邮票。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把它投进了学校门口的邮筒里。
十一月，天冷了。
土坡上的洋槐树叶子掉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丫。风从山坳里灌进来，呼呼地响，像有人在吹口哨。她戴了一条围巾，是她自己织的，灰色的，粗毛线。围巾很长，绕了两圈，把下巴都遮住了。我见她的时候，她把手从围巾里伸出来，递给我一个纸包。纸包是用旧报纸包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农民工的报道。
“什么？”
“打开看看。”
我打开，是一双手套。深蓝色的毛线手套，指头处收了口，掌心处加了一层布。布是细帆布的，缝得密密实实。
“你骑车冷。”她说，“我织的，不好看，你将就戴。”
手套很软，毛线是细的，织得很密，一针挨一针，像一排排小辫子。我戴上去，手指头正好，不长不短。手套里有一层薄薄的绒，是旧毛衣拆下来的线织的。
“你怎么知道我手多大？”
“上次你修车的时候，我看的。”她低头笑了一下，围巾往下滑了一截，露出嘴巴。“天天摸布料，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我把手套摘下来，放进书包里。她说：“你怎么不戴？”
“舍不得。”
“手套就是戴的，有什么舍不得的。”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盖住半张脸，“下次我给你织条围巾，配一套。”
“你给自己织吧。”
“我不用。我在铺子里，不冷。”
她说不冷，但她的手是冰凉的。我碰了一下她的手背，她缩了一下，但没有躲。她的皮肤凉得像瓷器。我说：“你手这么凉，还说不冷。”
“陈默。”她把手抽回去，“别这样。”
“为什么？”
“你忘了？你表弟。”
我沉默了。她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嘴巴。她说：“等你考上大学，等你长大了，就不用偷偷摸摸了。”
还是那句话。
十二月底，期末考试。
我考了年级第三。数学满分，英语考了一百一十八。英语老师周老师在全班表扬我，说“陈默同学进步很大”。她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报上，用红粉笔，旁边画了一朵小花。我把成绩单收好，骑车回家。成绩单是白色的，上面印着红色的分数，还有班主任的评语：该生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希望继续努力。
她在那道土坡上等我。天很冷，她穿着那件碎花裙子外面套了一件棉袄，裙子下摆从棉袄底下露出来，有点滑稽。她看见我，远远地招手。手举得很高，银镯子在袖口晃。
“考完了？”
“考完了。”
“怎么样？”
“年级第三。”
她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嘴角咧得很开，那颗歪了一点点的牙露出来。她说：“陈默，你真行。”
“小满，我有东西给你。”
我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发卡。银色的，上面镶了一颗蓝色的珠子。珠子很小，比米粒大一点，在阳光下闪。是我在镇上小卖部买的，花了八块钱。我攒了两个星期的零花钱。本来想买十块钱的那个，上面有两颗珠子，但不够。
她接过去，看了很久。她用拇指摩挲着那颗珠子，来回摩挲。
“好看吗？”
“好看。”她的声音有点哑，像感冒了一样。“陈默，你花这个钱干嘛。”
“你头发上那根皮筋都松了。”
她把发卡别在头发上。马尾巴换成了低马尾，用发卡夹住碎发。她低下头，让我看：“好看吗？”
“好看。”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然后她伸手，拉了拉我的袖子。她的手还是凉的，但捏得很紧，指头把我的校服揪出一个小褶子。
“陈默。”
“嗯。”
“你寒假还回学校吗？”
“不回了。在家过年。”
“那……我腊月二十六来你们村送衣服。你能出来吗？”
“能。”
她笑了一下，松开手。天快黑了，西边的山梁上有一层红霞，像谁打翻了一罐红墨水。她说：“回去吧。天黑了。”
“你先走。”
“你先走。”
“一起走。”
她骑上车，我跟在后面。到了分岔路口，她拐向上河村，我拐向陈家坳。她骑出去几米，回头喊：“陈默！”
“嗯？”
“过年好！”
她骑远了。我站在路口，风从两边来，但我不觉得冷。我把手套戴上，手套是温的。手套里的绒软软的，贴着皮肤。
腊月二十六，下雪了。
雪不大，细细密密的，像盐粒。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了一个多小时。老槐树的枝丫上积了一层薄雪，像撒了面粉。她没来。
我去了上河村。她家院门关着，花椒树上的雪积了薄薄一层，红果子从雪里露出来，红白分明。我没有敲门。我站在墙外，听见里面有吵架的声音。
“你把他叫来干嘛？”是她妈的声音，又尖又高，像一把剪刀在剪铁皮。
“他一个人在家过年，他爸没回来，他妈去他姥姥家了。”是她的声音，低低的，在辩解。
“他是陈家坳的，跟你什么关系？你一个姑娘家，大过年的把外村男的叫家里来，人家怎么说？”
“妈，他就是个孩子。”
“孩子？十六七的大小伙子了，还孩子？小满，我跟你说，你别犯糊涂。你二十三了，该找婆家了。隔壁刘婶给你说的那个，镇上的，开超市的，人家不嫌你学历低，你倒好，连面都不见。”
“我不想见。”
“你不想见？你想干嘛？你等他？他一个高中生，考上大学就走了，还能要你？你醒醒吧！”
我站在墙外，雪落在头发上，落在肩膀上。花椒树的刺又扎了我一下，这次我没感觉到疼。手指冻僵了，没有知觉。
里面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硬，像一颗石子砸在冰面上：“他说了，他考上大学，来找我。”
“他说了你就信？他才多大？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说的话能算数？”
“我信。”
“你信？你凭什么信？”
“就凭他每个星期六都来。”
她妈不说话了。过了很久，她妈说：“小满，你是我闺女，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妈，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
“妈，你别说了。他还在村口等着呢。我去跟他说一声，让他回去。”
我转身就走。走出上河村的时候，雪下大了。我骑上车，风灌进领子里，凉飕飕的。手套还在兜里，我没有戴。雪落在脸上，化了，和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她妈说的对。我才十七岁。我说的话，能算数吗？
寒假剩下的日子，我没有出门。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做题，从早做到晚。母亲以为我懂事了，很高兴，每天给我煮一个鸡蛋。我把鸡蛋吃了，然后继续做题。大年初一，村里放鞭炮，我坐在屋里做数学卷子。母亲推门进来，说：“出去走走，别老闷着。”我说：“快开学了，我多做点题。”母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把门带上了。
腊月二十九那天，有人敲后窗。
我打开窗，是她。她站在雪地里，穿着那件碎花裙子外面套了一件红色的棉袄。雪落在她头发上，落在她肩膀上，落在她睫毛上。她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布包是蓝底白花的，跟上次那个包袱皮一样。
“给你。”她把布包递给我，“我给你织的围巾。还有一件毛衣。你上学穿。”
我接过来。布包沉甸甸的，比看起来重。她转身要走，我叫住她：“小满。”
她停下来。
“那天，我在你家墙外。”
她转过身，看着我。雪落在她睫毛上，化了，像一滴泪。她的嘴唇在抖。
“你听见了？”
“嗯。”
她低下头，很久没说话。雪落在她的头发上，积了薄薄一层。然后她说：“陈默，我妈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她说的对。我才十七。”
“十七怎么了？”她抬头看我，眼神很亮，像雪地上的月光。“我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在裁缝铺干了一年活了。你十七岁，知道心疼人。我妈不知道。”
“小满……”
“你别说了。”她打断我，“你好好念书。等你考上大学，你要是还喜欢我，你就来。你要是不喜欢了，我也不怪你。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
“什么话？”
“我信你。”
她转身走了。雪地上留下两行脚印，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站在窗前，看着她红色的棉袄消失在雪夜里。风把雪吹进窗户，落在我的脸上，凉凉的。
那个布包里，有一件深灰色的毛衣，一条深蓝色的围巾。毛衣的领口织了一个“默”字，围巾的角上织了一个“满”字。毛衣的针脚很密，袖口和领口都收得很紧。我把毛衣穿在校服里面，围巾围在脖子上。很暖。毛衣上有一股樟木的味道，是她放在箱子里防虫用的。
高二下学期，我拼了命地念书。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操场上跑两圈，然后去教室背英语。操场上没有人，路灯还亮着，把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晚上十一点熄灯，我点着蜡烛再做一套数学卷子。蜡烛是从学校小卖部买的，一毛钱一根，烧得很快。同桌问我：“陈默，你疯了吗？”
我说：“我答应了一个人。”
“谁？”
“你不认识。”
他不再问了。我把毛衣穿在校服里面，围巾放在书包里。每到星期六，我还是骑车回去。她在坡顶等我，给我带吃的，有时候是包子，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一袋饼干。她瘦了，下巴尖了，颧骨露出来了。我问她：“你是不是没吃好？”
“没有。铺子里活多，累的。”
“你妈给你说的那个开超市的……”
“没见。”她低头绕线，线团在手里转，“我跟他说了，我有对象。”
“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我有对象。在省城念大学。”
我愣了一下。她说：“我提前说了，你别有压力。我就是不想相亲。”
“小满。”
“嗯？”
“我考省城的大学。”
“我知道。”
“我考上了，就来找你。”
“我知道。”
她把绕好的线团放进布兜，说：“走吧，天黑了。”
高三那年，我妈发现了铁皮盒子。
那天是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回来拿换洗衣服，把书包放在堂屋的桌子上，就去后院帮母亲收白菜了。母亲进屋找户口本——村里要登记宅基地，需要户口本复印件。她翻了我的书包，以为户口本在里面。
结果翻出了那个铁皮盒子。
盒子是装饼干的，铁皮的，上面印着牡丹花。盒子里装满了纸条。从高二到高三，一年多的纸条，大概有七八十张。每一张上面都写着字：“好好读书”“别累着”“天冷了加衣服”“今天下雪，路上滑，慢点骑”“包子是白菜馅的，你爱吃”“考试加油”“我挺好的，别担心”……
字迹有圆珠笔的，有铅笔的，有钢笔的。大小不一，有的写在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有的写在旧报纸的边角上，有的写在布头上——那种裁衣服剩下的边角料，用圆珠笔写上去，笔画晕开了一点。每一张都叠得整整齐齐，按日期排好。最早的一张是高二九月，最晚的一张是高三十月。
我妈一张一张看。她的手在抖。
我从后院进来的时候，看见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面前摊了一桌子的纸条。她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在抖。
“妈……”
“这是谁？”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可怕。像暴风雨前的海面。
“上河村的。”
“叫什么？”
“陈小满。”
“多大了？”
“二十三。”
我妈把纸条往桌上一拍，站起来。她比我矮一个头，但那天她站得很直。她说：“二十三？你才十八！她比你大五岁！陈默，你是不是疯了？”
“妈，我没疯。”
“你没疯？你没疯你跟一个二十三的老姑娘搞这些？”她指着桌上的纸条，手指在抖，“‘好好读书’‘别累着’——她是谁？她凭什么管你？你是我儿子，我养你十八年，你倒好，跟一个裁缝搞在一起！”
“妈，你别这么说她。”
“我怎么说她了？我说错了吗？她一个初中毕业的裁缝，你一个要考大学的高中生，她安的什么心？”
“她没安什么心。她就是对我好。”
“对你好？她大你五岁！她这是害你！你知不知道？你明年就高考了，你跟她混在一起，你还考不考大学了？”
“我成绩没掉。”
“没掉？上次月考你掉了五名！”
“那是数学没考好。”
“数学没考好？你数学什么时候没考好过？你就是被她迷住了！”我妈哭了。她很少哭，我爸去省城打工的时候她不哭，家里没钱的时候她不哭，但那天她哭了。她坐在椅子上，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从她指缝里渗出来，滴在桌上的纸条上，把字迹洇花了。
“你爸在省城工地上，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的是白菜豆腐。我在家种地，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我们就盼着你考个好大学，有出息。你倒好，你找个比你大五岁的，还是农村的，初中都没毕业。你以后怎么办？你同学怎么看你？你老师怎么看你？”
“妈，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你不在乎我在乎！”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像一只被激怒的母鸡，“陈默，你是我儿子，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她不是火坑。”
“她不是？她二十三了，在农村，这个年纪早该嫁人了。她等得起吗？她家里不催？她妈不逼？你考上大学走了，她怎么办？你让她等你四年？她等你四年，她多大了？二十七！你大学毕业二十二，你娶一个二十七的？你同学娶的都是二十二三的，你娶一个二十七的农村妇女，你以后怎么过日子？”
“妈！”
“你别叫我妈！你今天给我说清楚，你是要她还是要高考？”
“我都要。”
“你都要？你凭什么都要？你是我儿子，我知道你几斤几两。你从小到大，什么都好，就是心软。你心软，人家一哭你就没主意。她比你大五岁，她哄你几句你就晕了。你以为那是爱情？那是人家拿你解闷呢！”
“她不是！”
“她是不是，我不管。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明年考不考大学？”
“考。”
“那好。从今天起，你不许再跟她见面。这半年，你给我收心念书。等你考完了，我再把盒子还给你。你要是考上了，你想干什么我不管。你要是考不上，你就去省城找你爸，跟他一起搬砖。”
她把铁皮盒子拿走了。我站在堂屋里，桌上的纸条被她收走了。还剩一张，飘在地上。我捡起来，上面写着：“今天冬至，我给你带了饺子。韭菜鸡蛋的。你爱吃。”
我把那张纸条叠好，放进兜里。纸条上有一块油渍，是饺子渗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学校。我坐在自己的屋里，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照在院子里的枣树上，光秃秃的枝丫像一幅画。我妈在隔壁屋里，一直在翻身。她没睡着。我听见她起来了一次，走到堂屋里，又走回去。脚步声很轻，但我听得见。
第二天一早，她煮了一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她把碗放在我面前，说：“吃了去学校。”
我吃了。面条是手擀的，很筋道。荷包蛋煎得两面金黄，边上一圈焦脆。她把书包递给我，站在门口，看着我。我骑上车，走了。骑到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我骑上土坡。坡顶的洋槐树光秃秃的，树下没有人。我知道她在等我。但我没有停。
我骑到上河村的岔路口，停了一下。我看了一眼那条通往上河村的路，然后拐上了去镇上的路。
那个星期，我没有给她打电话。
第二个星期，也没有。
第三个星期，周六下午，我骑车回家。上坡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电动车停在坡顶。她站在树下，穿着那件碎花裙子外面套着棉袄。天很冷，她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也红。她手里攥着一个纸包，纸包上系着麻绳。
我骑过去。她喊：“陈默。”
我停下来。
“你怎么了？三个星期没来。”
“我妈知道了。”
她愣了一下。纸包在她手里攥紧了，麻绳勒进手指。然后她说：“那你别来了。”
“小满。”
“你回去吧。”她低下头，“你妈说的对。”
“她说什么了？”
“她说得对。你该好好念书。别为了我分心。”
“我没有分心。”
“你瘦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陈默，你瘦了一圈。”
我没说话。她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塞进我的车筐里。纸包是热乎的，隔着纸都能感觉到温度。她说：“最后一次了。”
“什么？”
“包子。白菜馅的。”
她转身去推电动车。我叫住她：“小满。”
她停下来，但没有回头。
“我考上大学，就来找你。”
她站了一会儿。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飘在身后。然后她说：“你考上再说。”
她骑上车走了。我站在坡顶，风从后面吹过来，冷得刺骨。我低头看车筐里的纸包，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好好考。别回头。”
我攥着那个纸包，在坡顶站了很久。天黑了，星星出来了。我骑上车，回家了。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我拼命念书。我把她的照片放在课本里，是一张一寸的证件照，她办身份证时照的，青涩，紧张，嘴唇微微抿着。照片有点模糊了，因为她给我的时候折了一下。我用透明胶带把折痕粘好，夹在英语词典里。每背完一个单元的单词，我就翻开看一眼。照片上的她，穿着深色的外套，头发扎得整整齐齐，没有笑。
然后继续背。
六月七号，我走进考场。第一科语文，作文题是“时间与距离”。我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道土坡，坡上有洋槐树，树下有一个人。我写了八百字，写到最后，手在抖。监考老师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把最后一个句号画圆。
考完最后一科，我骑车回家。经过土坡时，她站在那里。她瘦了很多，也晒黑了——夏天到了，她穿着那件碎花裙子，裙摆上有洗不掉的墨迹，是画粉染的。她的颧骨高了，下巴尖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考完了？”
“嗯。”
“怎么样？”
“还行。”
她点点头。然后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一个护身符，红色的，上面绣着“平安”两个字。针脚很密，和那件衬衫一样。护身符里装着什么硬硬的东西，捏起来沙沙响。
“我去镇上庙里求的。”她说，“你上大学用。”
“小满……”
“你别急着说什么。”她打断我，“你分还没出来。等你分了，再说。”
她骑上车走了。我攥着那个护身符，站在坡顶。风从洋槐树间吹过来，满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那棵老槐树，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棵，还在村口站着。我骑过去的时候，在树下停了一会儿。
树还是那棵树。人还是那个人。但有些东西变了。
七月底，成绩出来了。我考了六百三十七分，全县第九名。
我妈哭了。她坐在堂屋里，捂着脸哭。我爸从省城赶回来，摆了十桌酒。村里人都来了，说陈家出了个大学生。我坐在酒席上，看着他们喝酒划拳，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
那天晚上，酒席散了，我骑上车，去了上河村。
她站在院门口，好像知道我会来。月光下，她穿着那件碎花裙子。院子里的花椒树结了果，红红的一簇一簇的，在月光下像一颗颗小珠子。
“考上了？”
“考上了。”
“哪个大学？”
“省城的。师范。”
她点点头，眼泪掉下来。她没有擦，任眼泪顺着脸颊淌。
“小满，”我说，“我考上了。你说过的，等我考上大学，要是还喜欢你，就来找你。”
“你妈呢？”
“我妈说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决定。”
她哭出声来。我走过去，第一次拉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了，指腹上有针扎的痕迹，有画粉染的蓝印子，有茧子。但她的手是热的。
“小满，你等我四年。我毕业了，回来娶你。”
“你妈会同意？”
“我去说。”
那天晚上，我拉着她的手，站在她家院子里。她爸妈没有出来。但我知道，他们看见了。院墙外那排花椒树，在风里轻轻摇着，红果子一颤一颤的。
我妈后来同意了。她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说了一句：“你要是对不起人家，我第一个不饶你。”
我爸从省城回来，专门去了一趟上河村。他和小满的爸喝了酒，两个木匠和一个泥瓦匠，坐在堂屋里，从下午喝到天黑。他们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第二天，我爸跟我说：“那姑娘不错。手上有茧子，是干活的人。”
四年后，我毕业了，回到镇上中学当老师。第二年春天，我娶了小满。
婚礼上，我妈拉着她的手说：“当年是我不好。你别怪。”
小满摇头：“婶，我不怪。换了我是你，我也一样。”
我妈哭了。她很少哭，但那天哭了。
那天晚上，送走客人，我们坐在新房里。她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是我当年那个。
“你妈还给我的。”她说，“她说，这是你的东西，该你自己保管。”
我打开，那些纸条都还在。一张张，字迹已经有点模糊了。有的被水洇过，有的被折过很多次，边缘起了毛。我一张一张看，看到最后一张，上面写着：“今天冬至，我给你带了饺子。韭菜鸡蛋的。你爱吃。”
我合上盒子。她坐在床边，穿着红色的嫁衣，头发上别着那个银色的发卡——已经旧了，蓝色的珠子掉了一半。但她还戴着。
“默，”她叫我，“你说，那几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没说话。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粗糙的，但很暖。
窗外，五月的风正吹过那道土坡。洋槐花应该又开了。白白的，一串一串的，像挂着的雪。
那棵老槐树还在村口站着。树下的人，已经走过了那道土坡，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的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
我在镇中学教书，教数学。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骑十分钟自行车到学校。路上经过一个包子铺，有时候买两个包子当早饭。包子是白菜馅的，一块钱两个。小满说外面的包子不干净，让我别买。但我有时候还是买，站在学校门口吃完了再进去。
小满在镇上开了一家裁缝铺，就在学校东边那条街上，叫“小满制衣”。铺子不大，一间门面，里面摆着缝纫机、锁边机、一张裁衣板。墙上挂满了布料，地上堆着布头。她手艺好，镇上的人都来找她做衣裳。铺子门口挂了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今日营业”。黑板上方挂了一块布帘，上面绣着“小满制衣”四个字，是她自己绣的。
我们住在镇上，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在四楼，没有电梯，但阳台朝南，阳光很好。她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一盆茉莉，一盆月季，还有一盆仙人掌。仙人掌是她从她家院子里掰来的，插在土里就活了。她说仙人掌命硬，不用管也能活。
每天早上，我骑车去学校，她走路去铺子。中午我回家吃饭，她有时候回来，有时候忙就不回来。晚上我下班，去铺子接她。她锁上门，跟我一起回家。路上经过菜市场，买点菜。她做饭，我洗碗。然后她踩缝纫机，我批作业。十一点睡觉。
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回陈家坳，有时候回上河村。我妈和她妈的关系，从最初的客客气气，变成了现在的亲亲热热。我妈说：“小满啊，你那个铺子忙不忙？忙的话我过来帮你。”她妈说：“陈默啊，你教书累不累？累了就多睡会儿，别老往这边跑。”
两个老太太，因为一道土坡，隔了几十年，现在成了亲家。
日子过得很快。第二年，我们有了孩子，是个闺女。小满说：“叫陈槐吧。纪念那棵老槐树。”
陈槐今年五岁了，在上幼儿园。她长得像她妈，眼睛大，头发黑，扎两个小辫子。她喜欢在她妈的铺子里玩，拿布头给娃娃做衣裳。小满说：“随我，手巧。”我说：“随你，心也善。”
去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我带着小满和陈槐回陈家坳。我妈做了槐花饭，蒸了洋槐花，拌了面粉，上锅蒸熟，再用蒜泥香油一拌。陈槐吃了两碗。
吃完饭，我一个人去了那道土坡。
坡还是那道坡，但洋槐树砍了不少，剩下的几棵也老了，花开得稀稀拉拉的。坡顶那棵最大的树还在，树干上被人刻了字，歪歪扭扭的。我站在树下，往两边看。陈家坳在上河村在下，中间这道坡，还是把两个村隔开。
但坡上有了一条水泥路。是前年修的，两个村一起出的钱。路修好了，两村的人来往更多了。集市也搬到了坡下面，盖了一排门面房。小满的裁缝铺，就是那时候从镇上搬过来的。
我站在树下，想起十六岁那年，我蹲在路边修自行车，她蹲下来帮我。想起她第一次说“你该叫我姐”。想起下雨天她骑着电动车追我。想起她膝盖上的血。想起那个铁皮盒子里的纸条。想起她妈在院子里说的那些话。想起高考完那个晚上，她站在院门口，月光照在她脸上。
我站了很久。风从坡上吹过来，带着洋槐花的香。五月的风，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回去的时候，小满在院子里帮我妈晒被子。陈槐在旁边追一只蝴蝶。她看见我，喊：“你去哪儿了？”
“去坡上转了转。”
“看见那棵老槐树了吗？”
“看见了。”
“还开着花呢？”
“开着呢。”
她笑了。阳光照在她脸上，眼角有了细纹，但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那颗微微歪了一点的牙。
我走过去，帮她把被子搭在竹竿上。她的手碰了一下我的手。她的手还是粗糙的，有针扎的痕迹，有画粉的蓝印子，有茧子。但她的手是热的。
二十年了。
那道土坡，从阻隔变成了连接。那棵老槐树，从见证变成了纪念。而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和那个二十三岁的女孩，从偷偷摸摸变成了光明正大。
我握住她的手。她没有抽回去。
院子里的花椒树结满了红果子。我妈在厨房喊：“吃饭了！”陈槐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小满弯腰把她抱起来，说：“走，吃饭去。”
她抱着孩子，我提着竹竿。我们走进屋去。身后，五月的风正吹过那道土坡。洋槐花落了一地，白白的，碎碎的，像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雪。
那天晚上，陈槐睡了以后，我和小满坐在阳台上。阳台朝南，能看见那道土坡。月光照在坡上，洋槐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默，”她叫我，“你记得那年冬天吗？你妈发现盒子那次。”
“记得。”
“我在坡顶等了你三个星期。每个星期六，我都去。天特别冷，我穿着棉袄，坐在电动车上，等两个小时。第三周的时候，我以为你不来了。但你还是来了。”
“我来了。”
“你瘦了一圈。”她转头看我，“我当时想，要是你妈一直不同意，我就等你。等你四年。等你毕业。等你妈同意。”
“你妈不是给你说了开超市的吗？”
“我见了。”她低头笑了一下，“我去了。那个人四十多岁，离过婚，有一个儿子。我妈说人家不嫌我，我说我嫌人家。”
“你妈没骂你？”
“骂了。骂了三天。后来不骂了。她跟我爸说，这孩子随你，犟。”
我们坐在阳台上，月光照着我们。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我的手心能感觉到她手指上的茧子。那些茧子，是裁缝的茧子，是干活的茧子，是等了我四年的茧子。
“小满。”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等我。”
她没有说话。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有点痒。我闻到她头发上的味道，是洗发水的味道，还有一点皂角的香。和二十年前一样。
“陈默。”
“嗯。”
“你当年说，考上大学就来找我。你来了。”
“我来了。”
“你说话算数。”
“我说话算数。”
她笑了。笑声很轻，像风吹过洋槐花。
阳台外面，月亮挂在土坡上空。洋槐树开满了花，白花花的，在月光下像一层薄雪。风从坡上吹下来，带着花香。我闭上眼睛，闻着那股香，感觉自己回到了十六岁。回到了那个五月的下午。回到了她蹲下来帮我修车的那一刻。
她的手，还在我的手里。热的，粗糙的，有茧子的，等了我二十年的手。
我攥紧了，没有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