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夏天，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我蹲在公社农机站的院子里修那台破拖拉机，汗珠子顺着下巴颏往下砸，落在滚烫的引擎盖上，“滋啦”一声就没了影。那台东方红拖拉机是1975年出厂的，漆皮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一层锈，发动机盖上的红漆只剩巴掌大一块，其余全被铁锈和油泥糊住了。缸体上全是裂纹，我用铁丝缠了两圈，又糊了一层石棉垫，凑合着能转。这机器比我岁数都大，零件早停产了，坏了只能自己拆了重做，车床车一个缸套得小半天，完了还得淬火，淬不好一装上去就裂。农机站的院子是黄土地，被柴油和机油浸得发黑，一到夏天就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铁锈味。那味道钻进衣服里，洗三遍都洗不掉。我后来到了南方，进工厂第一天闻到的机油味跟这个一模一样，只是淡了很多，没有那种混着泥土和庄稼茬子的厚重感。院子角落有棵老槐树，树荫底下卧着站长家那条癞皮狗，舌头耷拉得老长，连苍蝇落在鼻尖上都懒得赶。那狗叫大黑，其实毛是黄的，只是脏得看不出本色，眼屎糊了半边脸，动不动就哼哼两声，像在叹气。大黑有个毛病，一到晌午就犯困，谁从它跟前过都不带抬眼皮的，唯独站长媳妇来送饭的时候，它噌地就爬起来，尾巴摇得像拨浪鼓。站长姓韩，叫韩满仓，四十来岁，当过兵，转业分到农机站当站长。他左边眉骨上有个疤，黄豆那么大，凹进去一块，是修机器的时候让飞出来的皮带轮崩的。他媳妇在镇供销社卖布，隔三差五来送饭，捎带着给我们几个也带点。说是站长媳妇，其实人挺好，说话大嗓门，笑起来哈哈的，整个农机站都能听见。她做的韭菜盒子是一绝，皮薄馅大，咬一口满嘴流油，我那时候年轻，一顿能吃五个，撑得直打嗝。韩满仓还有个毛病，爱下棋，棋瘾大，棋艺臭，跟谁下都输，输了还不认，非要再来一盘。公社武装部的干事老宋吃准了他这个脾气，每次来都赢他三盘，赢完了拍拍屁股走人，韩满仓就在院子里骂，骂完了又蹲在树底下摆棋盘，等下一个对手。
我那时候刚满二十二，从县农机校毕业分到公社农机站还不到一年。说是技术员，其实就是个修理工，整天跟铁疙瘩打交道。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油泥，脸上晒得黢黑，只有安全帽带子勒过的地方是白的，摘了帽子活像个唱戏的。农机校三年，学了点理论，什么曲轴连杆配气相位，课本上写得明明白白，一上手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有一回我把一个四缸柴油机的正时齿轮装反了，一打火，气门顶了，缸盖报废，站长骂了我三天，扣了我半个月工资。那半个月我天天吃馒头就咸菜，连食堂的炒白菜都不敢打。从那以后我学乖了，拆下来的零件按顺序摆好，每个齿轮对好记号，装之前再检查一遍。老赵说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我说这叫“交学费”。老赵叫赵长顺，四十多岁，在农机站干了十几年，什么机器都会修，就是不爱说话，整天闷头干活。他有个儿子在县里念高中，成绩好，后来考上了大学，听说现在在省城当工程师。老赵后来退休了，回乡下种地去了，我再没见过他。但他教我的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机器不骗人，你对它实在，它就对你实在。”这话搁在人身上，就不一定了。我家在县城边上，爹是运输社的装卸工，妈在街道糊纸盒。家里三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姐嫁到了邻县，下头一个弟弟还在念高中。全家就指着我这点工资贴补，一个月四十二块五，我寄回家三十，剩下十二块五自己花。就这十二块五，还得算计着来。食堂吃饭一个月得七八块，牙膏肥皂一月一块，偶尔跟工友凑份子喝顿酒又得两块。剩那点，攒着，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总不能伸手跟家里要。有一回我牙疼，半边脸肿得老高，硬扛了三天，最后还是工友老赵看不过去，塞给我两片止痛片，说“你小子别硬撑了，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接了药，心里记着这份情，后来老赵儿子结婚，我随了五块钱的礼，那时候五块钱是我小半个月的伙食费。
其实按我的成绩，本来能考个中专，可那年头中专比大学还难考，一个公社也就一两个名额，还轮不到我这种没门路的。念了农机校，出来能有个铁饭碗，我爹已经觉得是祖坟冒青烟了。报到那天他拍着我肩膀说：“老周家出了个吃公家饭的，你好好干。”我爹这个人，一辈子话不多，能说出这句话，已经算是掏心掏肺了。他那双手，指头短粗，关节处全是裂口，冬天贴满胶布，夏天就敞着，像老树皮。在运输社扛大包，一袋一百多斤，一天扛几十趟，腰早就不行了，阴天下雨就疼得直不起来。我妈更不用说，糊纸盒一个才挣几分钱，一天糊上百个，手指头磨得光溜溜的，指纹都快磨没了。有一回我回家，看见我妈坐在门口糊纸盒，手指头上缠着胶布，胶布上渗着血印子，我扭头就走，跑到河边上哭了一场。哭完了回去，我妈问我眼睛怎么红了，我说沙子迷了。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好好干。我也想着好好干。可农机站这地方，说忙也忙，说闲也闲。春耕秋收的时候连轴转，机器一台接一台地坏，我三天三夜不合眼都修不过来。最忙的时候，我钻在车底下拧螺丝，拧着拧着就睡着了，扳手还攥在手里。站长踹我一脚：“醒醒，别死在车底下！”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继续拧。那时候年轻，身体扛得住，累归累，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可一到夏天，除了例行的检修，就剩些零零碎碎的活。那天我修的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其实早修好了，我又拆了装装了拆，纯粹是闲得慌。拆到第三遍的时候，连大黑都懒得看我了，翻了个身，把屁股冲着我。农机站里还有个工友叫刘建国，比我大两岁，家就在公社边上，爹是大队书记。他干活不行，嘴皮子利索，整天叼着根烟在院子里晃，看见我拆机器就笑话我：“小周你这是跟铁疙瘩较劲呢？闲得慌去帮食堂劈柴去。”我没理他，继续拧螺丝。刘建国这个人，后来我走了以后，听说他接了站长的班，再后来农机站撤了，他开了个饭馆，发了财。这些都是后话了。
站长从窗户里探出脑袋喊了一嗓子，我应了一声，抓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把脸，往公社办公楼走。毛巾是白的，洗了太多次，硬邦邦的，擦在脸上跟砂纸似的。公社办公楼是栋二层小楼，灰砖墙，红瓦顶，楼前有个花坛，里面种着月季和美人蕉，也没人正经打理，长得乱七八糟。月季是红的，美人蕉是黄的，混在一起，说不清是好看还是难看。花坛边上堆着几块碎砖头，是前年修围墙剩下的，一直没人搬走。有一回马书记嫌难看，让通讯员小张搬走，小张搬了两趟就忘了，砖头还在那儿堆着。楼里走廊很长，水磨石地面拖得锃亮，踩上去“啪嗒啪嗒”响。墙上贴着各种标语和通知，最新的一张是“严禁在办公区域随地吐痰”，纸边已经卷起来了。再往前是“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再往前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一层压一层，最底下的纸都发黄了，边角上还爬着蚂蚁。走廊里一股潮味，混着墨汁和纸张的霉味，每次进去我都打个喷嚏。公社书记姓马，叫马德胜，五十来岁，头发梳得溜光，说话慢条斯理的，开会的时候喜欢拿手指头敲桌子。他有个习惯，讲话之前先咳嗽两声，清了嗓子才开口，所以大家一听他咳嗽，就知道要开会了。副书记姓周，跟我同姓，叫周玉良，三十多岁，听说跟县里某位领导是亲戚，平时不太来，来了也是转一圈就走。公社里还有几个干事，管民政的、管文教的、管水利的，各管一摊，平时各忙各的，开会的时候才聚齐。管民政的姓吴，叫吴秀兰，四十来岁，胖胖的，爱说爱笑，谁家娶媳妇嫁闺女都找她。管文教的姓郑，叫郑文远，戴个眼镜，瘦瘦的，说话文绉绉的，动不动就引用报纸上的话。管水利的姓黄，叫黄德明，黑脸汉子，常年穿双胶鞋，裤腿上永远沾着泥。还有个通讯员叫小张，十八九岁，刚招来的，跑腿送信打水扫地什么都干，见人就叫“叔”叫“姨”，嘴甜得很。
孙会计叫孙玉芬，三十五岁，管着公社的财务，也是我们农机站的对口领导。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伏在桌上打算盘，见我进来，抬起头笑了一下。她办公室不大，靠窗一张三屉桌，桌上摆着算盘、账本、墨水瓶、一个搪瓷缸子。搪瓷缸子是白的，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漆掉了一半，“先”字只剩个偏旁，“者”字没了下面。墙上挂着月份牌，翻到七月那一页，上面是个穿泳装的姑娘。窗台上放着一盆文竹，瘦瘦弱弱的，叶子发黄，可她养得仔细，每天浇水。屋里有一股墨香，混着她身上的皂荚味，说不清什么味道，但好闻。她桌上还有一面小镜子，背面是塑料的，印着牡丹花，镜面有道裂纹，用胶布粘着。桌角放着一盒百雀羚，铁盒子磨得发亮，打开来里面有层锡纸，膏体是淡黄色的，她用这个擦脸擦手。
那是我头一回仔细看她。孙玉芬长得不算漂亮，但耐看。圆脸，皮肤白净，眼角有一点细细的纹路，不显老，反倒添了几分温和。她平时穿得素净，大多是的确良衬衫，头发用一根黑色发卡别在耳后，露出干净的脖颈。那天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短袖衬衫，领口扣得整整齐齐，手腕上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表带是黑色的皮子，磨得发亮。她算盘打得飞快，手指头在算珠上跳，像弹琴一样。我后来才知道，她算盘打得好是出了名的，整个公社找不出第二个。有一年县里搞财务大比武，她拿了第三名，奖状还在家里贴着。她打算盘有个习惯，嘴里小声念着口诀，手指头拨算珠的时候手腕不动，只有指头在动，快得看不清。我后来在南方工厂里也见过打算盘的，但没一个比她打得利索。她还有个习惯，算账的时候嘴里爱含一颗糖，水果糖，橘子味的，含完了糖纸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桌角，攒够一把就扔。有一回我看见她桌角那堆糖纸，数了数，二十三张，就知道她那天算了二十三笔账。
“小周来了。”她放下算盘，“坐。”
我在她对面椅子上坐下。椅子是木头的，没有靠背，坐着硌得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摞单据，指着上面的数字说：“这几笔农机维修的开支对不上，你帮我看看，是哪天修了什么。”她的手指点在单据上，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我凑过去看，胳膊肘差点碰到她的手。她没躲，反倒往我这边挪了挪，手指点着单据上的日期：“就这天，修的是什么？”
“哦，这天是修了东方红那台的油泵。”我指着另一栏，“还有这笔，换了个轮胎。”我感觉到她的呼吸，轻轻的，就在我耳边。我心跳得厉害，耳朵根发烫，假装看单据，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低头写字，头发丝扫过我的手臂。我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皂荚味，混着一点汗味，说不清是什么味道，但让我心跳快了几拍。她写字的手很白，手指细长，指关节处有浅浅的褶皱，是常年做家务的手。我突然注意到她右手中指上有个顶针箍的印子，浅浅一圈，陷在肉里。她家里有缝纫机？还是手工缝衣服？我想问，没敢。后来我知道，她家里有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她结婚的时候娘家陪送的，她闺女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她手巧，会做衣裳，会纳鞋底，会绣花。她给她闺女绣过一个书包，上面绣了朵荷花，针脚细密，跟画的一样。
“小周今年多大了？”她没抬头，随口问。
“二十二。”
“二十二，好年纪。”她笑了一下，“有对象了吗？”
“没呢。”我有点不好意思，“没人看得上。”
“瞎说。”她抬起头看我，眼睛弯弯的，“小伙子长得精神，又是技术员，怎么会没人看得上。回头婶子给你留意着。”
我嘿嘿笑了两声，没接话。她管自己叫“婶子”，我心里莫名有点不舒服。可转念一想，她比我大十三岁，孩子都上初中了，不叫婶子叫什么。她闺女叫赵小燕，在镇上读初二，听说成绩好，将来能考上中专。我见过一回，瘦瘦高高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跟她妈一样白净，就是不爱说话，见人低着头。有一回在公社门口碰见她，她背着书包，手里拿着本书，边走边看。我叫了她一声，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又低头看书了。我心想，这姑娘跟她妈不一样，她妈见了人老远就笑，这姑娘倒是个闷葫芦。后来听孙玉芬说，小燕成绩在班里排前三，老师说她有希望考上县一中。孙玉芬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光，眼睛亮亮的，那是她最骄傲的事。
那天的账对完，我回农机站的路上，心里一直想着她说的“回头婶子给你留意着”。这话本来没什么，可她说的时候那个眼神，那个语气，让我觉得有点别的意思。也许是我多心了。我拍拍脑袋，骂自己有病，人家是公社干部，我是临时工似的技术员，想什么呢。可走到农机站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公社办公楼。二楼窗户关着，一楼她办公室的窗户半开着，窗台上那盆文竹的叶子在风里晃。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进去。刘建国正蹲在院子里抽烟，看见我就笑：“小周你脖子拧了？老往回看啥呢？”我说看天，要下雨了。他抬头看了看天，说：“下啥雨，大晴天的。”我没理他，钻进车间里去了。
可那之后，我去公社办事就勤了。以前能拖就拖的报表，现在一早就送过去。以前不爱开的会，现在场场不落。站长还夸我积极，说小周最近觉悟提高了。有一回开完会，人都走了，就剩我和孙玉芬在会议室。她在收拾茶杯，我帮着搬椅子。她突然说：“小周，你最近往公社跑得挺勤。”
我手一抖，差点把椅子摔了：“没、没有，就是……报表要交。”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端着茶杯走了。可我总觉得她嘴角带着笑。
我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以前下工回来，汗衫上全是油印子也懒得换，后来每天去公社之前都要洗把脸，把工作服拍打干净。有一回我借了工友的雪花膏擦脸，擦多了，白乎乎一层，被站长笑话：“你小子是不是相上谁了？”我脸一红，说没有，天干，脸上起皮。后来我攒了半个月的钱，去供销社买了件白衬衫。的确良的，七块八，心疼得我两天没睡好觉。可穿上去公社的时候，孙玉芬多看了我一眼，就一眼，我觉得值了。那件衬衫我洗了晾，晾了穿，穿了洗，穿了整整一个夏天，领子都洗得透光了，还舍不得换。有一回刘建国问我：“小周你咋老穿这件白衬衫？晚上洗了白天穿？”我说我就这一件像样的。他说：“你不对劲。”我说你才不对劲。他嘿嘿笑了两声，没再问。
过了几天，孙玉芬来农机站对账。这次是下午，站长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她坐在我旁边的板凳上，离得很近。我对账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小周，”她突然说，“你是不是怕我？”
“没、没有。”我结巴了。
她笑了一下，声音很轻：“那你躲什么？”
我抬头看她，她也在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不是长辈看晚辈的眼神，是女人看男人的眼神。那种眼神，像一只手，直接伸到你心里来，抓住你，不放。
“玉芬姐……”我鬼使神差地叫了一声。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红了，低声说：“别这么叫，让人听见。”
可她没有生气。她只是低下头，继续看单据，手指尖在纸上划来划去，划得我心慌意乱。那天她穿了一件白底碎花的衬衫，领口最上面那颗扣子没扣，露出一小截脖子。我盯着那截脖子看，咽了好几口唾沫。她身上那股皂荚味一阵一阵飘过来，甜甜的，涩涩的。
“你老看我干什么？”她突然说。
我吓了一跳，低下头假装看单据。她伸手过来，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问你话呢。”
那一拍，像拍在我心口上。我抬起头，跟她四目相对。她眼睛亮亮的，嘴唇抿着，想笑又不敢笑。我忽然觉得她一点也不像三十五岁的人，倒像个小姑娘。
“玉芬姐，你真好看。”我说。
她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站起来，把单据往桌上一摔：“不跟你说了，走了。”
她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背对着我站了几秒钟。我看着她，心快要跳出来了。她没回头，低声说了句：“明天下午，公社后面小树林。”然后快步走了，门帘子晃了晃，人影就没了。
我坐在那儿，浑身发软，手里的单据掉了一地。大黑在院子里汪汪叫了两声，像是笑话我。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从东边挪到西边。宿舍是农机站后面的一间平房，三个人住，刘建国和另一个工友张德贵。张德贵打呼噜，刘建国说梦话，两个人在一个屋里，跟唱戏似的。可我那晚上什么也听不见，满脑子都是孙玉芬拍我手背的那一下，还有她红着脸说“明天下午”的样子。我翻了十几个身，把床板压得咯吱响。刘建国被我吵醒了，嘟囔了一句“小周你烙饼呢”，翻个身又睡了。
第二天下午，我跟站长请了个假，说去供销社买点东西。站长正跟人下棋，头也没抬，摆摆手让我去了。我出了农机站，绕了个大圈，从公社后面的小路往小树林走。那片小树林是杨树和槐树混着长的，夏天枝叶密得透不过光，从外面看就是黑乎乎一片。树林里有条小路，走过去能到河边。河边有片草地，草长得高，能没过膝盖。我走到草地边上，孙玉芬已经在那儿了。她坐在地上，膝盖上垫着块手绢，手里揪着一根草，一根一根地揪。看见我来，她抬起头，笑了一下。
“来了。”
“嗯。”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隔着一拳的距离，谁也不说话。河水哗哗地流，有青蛙在叫，远处有牛哞了一声。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她身上的皂荚味混在水草味里，一阵一阵的。
“你昨天说的话，是真的？”她突然问。
“什么话？”
“你说我好看。”
我脸又红了，点了点头。她转过头来看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伸手把我额头上的一缕头发拨到一边。她的手凉凉的，指尖碰到我额头的时候，我浑身像过了电一样。
“你傻不傻。”她轻声说。
我抓住她的手。她没挣，反手把我的手握住。她的手比我大，手指比我长，骨节分明。我们就这样坐着，手拉着手，谁也不说话。太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地上，一块一块的，像碎金子。青蛙叫得更欢了，牛又哞了一声。她的手指头在我手心里划拉，划得我心痒痒。
“玉芬姐，”我说，“我是不是在做梦？”
她笑了，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你掐自己一下，看疼不疼。”
我真掐了自己大腿一下，疼得龇牙。她笑得更厉害了，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你还真掐啊，傻子。”
那天下午我们在河边坐到太阳落山。她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她老家在山东，十六岁那年跟爹妈逃荒过来的，一路上吃树皮啃草根，她妹妹就是路上没的，发高烧，烧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就不行了。她爹用破席子卷了，埋在路边一棵老柳树底下。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可我看见她眼睛里亮晶晶的。我握着她的手，握得紧紧的。
“后来呢？”
“后来就到了这边，落了脚。我爹给生产队喂牲口，我娘给人缝补衣裳。我十八岁那年，有人给我说媒，说的就是赵德柱。我爹觉得他条件好，有正式工作，吃商品粮，就答应了。我见了他一面，觉得人还行，就嫁了。”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嫁给赵德柱。”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后悔。他对我还行，不喝酒不赌钱，就是脾气急，有时候骂几句，不动手。比我们村那些打老婆的强多了。”
我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手心有汗。她没抽回去，反手握住我的手。我那时候年轻，手小，她的手掌能把我整个手包住。
“小周，”她说，“你以后会忘了我吗？”
“不会。”
“别说这么早。”她笑了一下，松开我的手，“你才二十二，以后日子长着呢。”
她家在公社家属院最里头一排，两间平房带个小院，院里种着丝瓜和豆角，墙根底下搭着个鸡窝，养了五六只母鸡。鸡窝是用砖头垒的，顶上盖着油毛毡，门口有块木板挡着，早上打开，晚上关上。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放鸡，舀一瓢玉米粒撒在地上，鸡咕咕叫着扑过来，她蹲在旁边看，脸上带着笑。我去的时候，她就让我从后窗翻进去。后窗挨着墙根，底下垫几块砖，踩着就能翻上去。窗台不宽，得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有一回我卡在窗户上，进不去出不来，她急得直跺脚，最后还是她托着我屁股把我推了进去。进去以后两个人蹲在地上笑了半天，笑到肚子疼，又不敢大声，憋得满脸通红。
她家里陈设简单，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碗柜，一台缝纫机。炕上铺着粗布褥子，叠着两床被子，一床红的，一床绿的，是结婚时候的。墙上贴着年画，一张是胖娃娃抱鲤鱼，一张是嫦娥奔月，边角都卷起来了。桌子上有个暖水瓶，竹壳的，壳子上印着牡丹花，瓶塞是软木的，用久了有点发黑。碗柜里摆着几个碗，几个盘子，两双筷子，几个勺子。她做饭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她切菜刀工好，土豆丝切得细细的，跟头发丝似的。她炒菜不舍得放油，铲子在锅里划拉半天，铲出一层黑锅巴。有一回我带了点肉来，她心疼得不行，说“你花这钱干啥”，可炒出来的时候，她夹了一块放我碗里，自己舍不得吃。
赵德柱这个人，我见过几回。个头不高，但壮实，肩膀宽得像门板，胳膊比我大腿还粗。脸黑，络腮胡子，说话声音洪亮，笑起来整个院子都能听见。他回来的时候，孙玉芬就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低声细语，走路轻手轻脚，连炒菜都不敢放太多油。有一回我在公社门口碰见他，他拍着我肩膀说：“小周啊，我家玉芬说你干活踏实，好样的！”那一巴掌拍得我肩膀生疼，我赔着笑脸，心里不是滋味。他手上全是老茧，虎口处裂着口子，是常年握方向盘磨的。指甲缝里黑黑的，洗不干净。我看着他，心里想，这个人也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跑一趟长途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就为了挣那点钱养家。可我转头又想，孙玉芬也不容易，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上班，种地，喂鸡，修灯泡，通下水道，什么都是自己干。那赵德柱呢？他除了挣钱，还给过她什么？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心里那点愧疚就被压下去了。
有一回赵德柱回来了，我在农机站值班，一整天心不在焉，手里的扳手掉了三次。站长骂我：“你小子最近怎么回事？魂丢了？”我说没事，昨晚没睡好。傍晚的时候，孙玉芬来给我送饭，说：“他走了，明天才回来。”
我看着她，她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怎么了？”
“他说我最近不对劲，问我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心里一紧：“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他瞎想。”她低下头，“可我心里害怕。”
我拉着她的手，不知道说什么。这种事一旦捅破，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公社大院里，我们两个都完了。她会被人戳脊梁骨，我会被开除，甚至可能挨打。赵德柱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脾气火爆，真惹了他，他敢拿刀砍人。这种事在县里不是没发生过。前年邻县就有一个，老婆跟人好了，男人拿铡刀把两个人堵在屋里，一个砍断了胳膊，一个砍破了头，最后男人判了刑，女人离了婚，孩子没人管，惨得不行。这事在公社大院里传了好一阵子，谁说起来都摇头。有一回在食堂吃饭，刘建国还跟我念叨这事，说“那男的真是个愣头青，为个女人把自己搭进去，值当吗”。我没接话，低着头扒饭，心里直打鼓。
“我们……算了吧。”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嗓子发紧。
她猛地抬头看我，眼里全是泪：“你说算了就算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她甩开我的手，“你们男人都一样，新鲜劲过了就想跑！”
我急了，一把抱住她：“我没想跑！我是怕你出事！”
她在我怀里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我心都碎了。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越过了最后那道线。在她家的土炕上，枕头底下压着她和赵德柱的结婚证，我看着那张证，心里翻江倒海，可还是没能停下来。土炕是砖垒的，上面铺着苇席，苇席上又铺了一层褥子。褥子是粗布的，洗得发白，边角上打着补丁。她躺在上面，头发散开，铺在枕头上，黑黑的，像一匹缎子。那晚上月亮很亮，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闭着眼，睫毛长长的，在脸颊上投下两道阴影。我看着她，心里又想哭又想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不是东西的人，又是最幸福的人。
事后，她背对着我躺着，半天不说话。
“后悔了？”我问。
“不后悔。”她转过身来，眼睛亮亮的，“我活了三十五年，头一回觉得活着有意思。”
我心疼得不行，把她搂在怀里。那一刻我想，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认了。
可天没那么容易塌。反倒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压垮了。
秋天的时候，孙玉芬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天她来找我，脸白得像纸，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声音抖得厉害：“我两个月没来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腿都软了。两个月，那就是赵德柱回来之前的事。我算了一下，那时候赵德柱出车去了省城，走了二十多天。
“怎么办？”她抓着我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
“打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身子一僵，慢慢松开了手，看我的眼神像看陌生人：“你说什么？”
“现在只能这样。”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生下来像谁？赵德柱常年不在家，突然多个孩子，谁不起疑心？”
她没说话，转身走了。
那之后几天，她不来找我，我去找她，她也躲着。我急得嘴上起了泡，在农机站干活的时候魂不守舍，差点被飞出来的皮带抽瞎眼睛。站长骂我，我听着，一句也不还嘴。晚上睡不着，一个人蹲在农机站院子里抽烟。月亮很大，照得地上明晃晃的。我想起孙玉芬那天说“我活了三十五年，头一回觉得活着有意思”，心里堵得慌。
我去找她。她家院门关着，我敲了两下，没动静。我从后窗翻进去，屋里黑着灯，她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我走过去叫她，她没应。我蹲下来看她，她脸上全是泪，一滴一滴往下掉，落在手背上，落在膝盖上。
“玉芬姐。”
她突然伸手抱住我，抱得紧紧的，脸埋在我肩膀上。她浑身发抖，像筛糠一样。我拍着她的背，嘴里翻来覆去地说“没事的没事的”，可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事没事。
过了很久，她松开我，擦了把脸，说：“我去县医院，你陪我去。”
我说好。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头班车去县城。车是那种老式客车，铁皮壳子，座位是木头条椅，颠得厉害。她坐在靠窗的位置，脸冲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窗外的庄稼地刚收完，光秃秃的，远处有几棵树，叶子快掉光了。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她在车上吐了两回，我给她拍背，她推开我的手。到了县医院，我站在走廊里等，她一个人进去的。走廊很暗，灯管一闪一闪的，墙上贴着“禁止吸烟”，底下有人用铅笔写了“放屁”。消毒水的味道呛鼻子。有个老太太坐在长椅上哭，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等了大概一个钟头，她出来了，脸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走路有点晃。我上去扶她，她靠着我，一步一步往外走。
“疼吗？”我问。
“不疼。”她说，“就是冷。”
我把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她没拒绝，裹紧了外套，身子还在抖。回去的车上，她靠着我肩膀睡着了。我看着她，心里像有人拿刀绞。她睡着了还在皱眉，眼角挂着泪痕。我想，这是我这辈子欠她的第一笔债。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第一笔。
到家以后，她躺在炕上，我给她熬了小米粥。她喝了两口就放下了，说想睡。我坐在炕边看着她，她闭着眼，呼吸很轻。天渐渐黑了，屋里暗下来。她突然说：“你回去吧，让人看见不好。”
我说：“我再待一会儿。”
她没再赶我。我坐到天完全黑了，才从后窗翻出去。走的时候她叫住我：“小周。”
“嗯？”
“咱们断了吧。”
我站在窗外，脚底下踩着砖头，身子半截在窗里半截在窗外。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我说断了。”她看着我，眼睛干干的，没有泪，“你才二十二，我不能拖累你。我三十五了，有家有小，这事要是让人知道，我活不成，你也活不成。”
“我不怕！”
“我怕。”她说，“我怕德柱找你麻烦，怕我闺女在学校抬不起头，怕我爹妈跟着丢人。小周，你还年轻，你不懂，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自己。”
我站在窗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说她狠心，可我知道她比谁都难受。她那个年纪的女人，名声比命重要。她做这个决定，比拿刀割自己的肉还疼。她从炕上下来，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指尖在我脸上停了停，然后收回去了。
“走吧。”她说，“把窗户关上。”
我关了窗户，从砖头上跳下来，落地的时候崴了一下脚，疼得我蹲在地上。院子里鸡窝里的鸡咕咕叫了两声。我蹲在那儿，眼泪终于下来了。我没出声，就那么蹲着，蹲了很久。月亮照在丝瓜架上，叶子黄了一半，藤蔓上还挂着几根老丝瓜，干巴巴的，风一吹就晃。
那之后，我们真的断了。在公社大院碰见，她叫我“小周”，我叫她“孙会计”，公事公办，连多余的眼神都没有。可每次擦肩而过，我心里都像有人拿针扎。有一回在食堂打饭，她排在我前面，我看着她后脑勺那个黑色发卡，手一抖，饭盒掉在地上，菜汤洒了一地。她回过头看了一眼，又转回去了。炊事员老刘骂我：“小周你手残了？”我蹲下去捡饭盒，手一直在抖。
冬天的时候，赵德柱从县里回来了，听说不跑运输了，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孙玉芬辞了公社的会计工作，去小卖部帮忙。走的那天，她来农机站找我，当着站长的面，客客气气地说：“小周，以后有事去小卖部找我，别客气。”
我点点头，嗓子眼发酸，一句话都说不出。站长在旁边说：“孙会计你放心，小周这孩子踏实。”她笑了笑，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我看出她眼圈红了。她转身走了，背影在冬天的薄雾里越来越远。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直到站长喊我，才回过神来。那天的风很大，吹得老槐树叶子哗哗响，大黑缩在窝里不肯出来。
第二年开春，我离开了那个公社，去了南方。走的那天，我特意绕到镇上去看了一眼。孙玉芬在店里忙着上货，没看见我。她胖了一点，脸上也有了笑模样，不像以前那么白了，但看着挺踏实。赵德柱从里屋出来，搬了一箱货，她说了句什么，赵德柱笑了，伸手在她脸上抹了一下。她推开他的手，也笑了。我站在街对面，看了足足十分钟。然后转身走了。
去南方那年是1988年，春天来得特别晚。正月都过了，地里还冻着，麦苗趴在土里不肯长。我背着个蛇皮袋，里头塞了两件换洗衣裳和一双解放鞋，兜里揣着攒下的八十块钱。我爹送我到村口，塞给我一包大前门，说：“在外头别惹事，挣不挣钱不要紧，人要囫囵着回来。”
我没敢回头看他。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火车是绿皮的，慢得像牛，从县城到广州走了两天两夜。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过道里全是人，坐着的、蹲着的、躺在座位底下的都有。我旁边坐了个湖南人，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干了三年，一路跟我讲广东怎么怎么好，钱怎么怎么好挣。他说那边工厂多，随便进一个，一个月好几百，比在老家种地强一百倍。我听着，心里乱糟糟的。车窗外的景色从光秃秃的田野变成绿油油的山，又变成密密麻麻的房子。我从来没出过远门，最远就到过县城。看着窗外的景色变来变去，我心里又慌又空，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到了东莞，才知道什么叫热。三月份的天气，我们老家还穿着棉袄，这里已经有人穿汗衫了。空气里全是水汽，黏糊糊地贴在身上，走两步就出汗。我在智通人才市场蹲了三天，最后进了一家做模具的港资厂，还是干老本行，修机器。工厂在镇子边上，一大片铁皮厂房，机器声轰隆隆地响，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人分两班倒，每班十二个小时。我被分在夜班，晚上八点干到早上八点，中间有一个小时吃饭。刚开始几天，下了班耳朵里还在嗡嗡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同宿舍住了八个人，上下铺，都是天南海北来的，谁也不管谁。有个广西的小子，睡觉磨牙，咯吱咯吱响，像老鼠啃东西。还有个四川的，说梦话，叽里咕噜的全是方言，一句听不懂。
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干活。机器坏了我修，不坏我也拆开来保养，把每个零件都擦得锃亮。主管姓林，是个香港人，看我肯干，两个月就给我涨了工资，从四百八涨到六百二。我把钱寄回家，我妈来信说盖了新房子，弟弟考上中专了。信纸上滴了泪渍，晕开一片。我妈不识字，信是隔壁张老师代写的，但那个泪渍是真的。我拿着信，坐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最后眼睛发酸。
可到了晚上，躺在铁架床上听着舍友打呼噜，我就想起孙玉芬。想她打算盘的样子，想她炒菜时哼的小曲，想她在我怀里哭的那个晚上。我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小卖部生意好不好，赵德柱对她好不好。有时候我会梦到她，梦见她还坐在那张木头椅子上，抬头冲我笑，眼角那几道细纹像水波一样漾开。醒了以后，枕头上一片湿。
有一回厂里放假，我一个人去镇上的邮局，想给她写封信。信纸铺开了，笔拿在手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写什么呢？说我在南方挺好的？说她别惦记我？还是问她当初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我都问不出口。我想起她那天在窗户里面说“咱们断了吧”，想起她伸手摸我脸时冰凉的指尖。我要是写了信，寄到小卖部，赵德柱看见了怎么办？她闺女看见了怎么办？我这不是又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那封信终究没写成。我把信纸揉成一团扔了，在邮局门口蹲了半天，看着人来人往。广东的女孩子穿得花花绿绿的，短裙，高跟鞋，说话叽叽喳喳。她们笑起来很大声，走路带着风。可她们身上没有皂荚味。
后来我不想了。人总得活下去，日子总得过。我开始跟工友们喝酒，下了夜班去大排档，炒几个菜，喝几瓶啤酒，天南地北地胡侃。有时候喝多了，回宿舍倒头就睡，什么梦也不做。我学会了打牌，学会了讲广东话，学会了在这个城市里把自己藏起来。有一回喝到半夜，一个人走回厂里，路过一座天桥，我站在天桥上往下看。底下车来车往，车灯连成一条河。我忽然想，要是那时候我没走，留在公社，现在会怎么样？也许被开除了，也许挨了打，也许孙玉芬离了婚，我们两个灰溜溜地离开那个地方，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可孙玉芬不会离婚，她舍不得闺女，舍不得那个家，那个家再不好，也是她十几年的日子。她不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我也不是那种能让她豁出去的男人。
1990年，我认识了阿珍。她也是厂里的，在质检部，比我小两岁，四川人。长得不算好看，但脾气好，说话慢声细语的，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她做的回锅肉特别好吃，有时候休息，她会叫上几个老乡在宿舍里开火，也叫我。她炒菜的时候系着围裙，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白白的胳膊。有一回她炒菜，油溅出来，烫了手背，她“哎呀”叫了一声，把锅铲一扔，对着手背吹气。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心里暖了一下。
一来二去，就好上了。阿珍问我以前谈过对象没有。我说没有。她说：“你骗人，你有时候看我的眼神，像看另一个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瞎想什么。”
她没再追问。阿珍就是这样，不较真，不纠缠。她知道我每个月寄钱回家，从来不说二话。她自己也寄，家里有弟弟妹妹要念书。我们俩的钱合在一起花，一个月还能攒下不少。她手巧，会织毛衣，给我织了一件灰色的，领子高高的，穿着暖和。我穿了好几年，袖口磨破了也舍不得扔。
1992年春节，我带阿珍回了老家。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拉着阿珍的手问东问西。我爹还是老样子，话不多，杀了一只鸡，又去镇上割了二斤肉。年夜饭上，我妈说：“你俩年纪都不小了，该办了。”
阿珍低着头笑，脸红红的。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突然一酸。我想起那年孙玉芬说“我活了三十五年，头一回觉得活着有意思”，心里像有个东西碎了。
我跟阿珍说：“等我攒够了钱，咱们就结婚。”
她说：“好，我等你。”
可我心里知道，有些事，等不来了。
那年清明，我一个人回了趟老家上坟。路过镇上，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孙玉芬的小卖部门口。小卖部还在，门脸刷了白漆，招牌换成了“玉芬商店”，红底白字，挺显眼。门口停着一辆嘉陵摩托，簇新的，锃亮。玻璃柜台里摆着烟酒糖茶，货架上堆着方便面和洗衣粉。我站在马路对面，没敢过去。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个女人。是孙玉芬，她老了不少，头发剪短了，别着个棕色发卡，穿着件灰色外套，腰上系着围裙。她弯腰搬一箱汽水，搬不动，朝里屋喊了一声：“老赵，你来搬一下。”
赵德柱从里屋出来，还是那么壮，只是头发白了一片。他一把搬起汽水箱，嘴里嘟囔：“你腰不好，别搬重的。”孙玉芬拍了他一下：“知道了，啰嗦。”
两个人一起进了屋，门帘子落下来，遮住了。
我在马路对面站了很久。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麦田和泥土的味道，混着镇上炸油条的香气。我想起那年冬天她来农机站找我，客客气气地说“小周，以后有事去小卖部找我”。她没有找我，我也没有找她。我们都在各自的日子里，把那段事一点一点埋起来。
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片油菜花地。花正开着，黄澄澄的一大片，蜜蜂嗡嗡地飞。有个老头赶着一群羊从地头经过，羊“咩咩”叫，走得慢吞吞的。我突然觉得心里松了。那块压了好几年的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捧水，从指缝里渗出去了。
1993年，我跟阿珍结了婚。酒席在老家办的，摆了八桌，亲戚朋友都来了。阿珍穿了一身红裙子，我穿了一身新西装，站在门口迎客。村里人都说，老周家的小子有出息了，在南方挣了大钱，娶了漂亮媳妇。我妈笑得合不拢嘴，我爹还是话不多，但那天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拉着我的手说：“成了家，就好好过日子。”
我说：“知道了，爹。”
晚上闹完洞房，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月亮很大，跟那年我在农机站院子里看到的一样。我想起好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月亮底下，我对自己说，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认了。可天没塌，日子也没停。我们都走了，往各自的路上走了，头也没回。
阿珍在屋里喊我：“老周，进来睡觉了。”
我掐了烟，应了一声：“来了。”
那之后，我很少再想起孙玉芬了。偶尔想起来，也不疼了，不酸了，就是心里热一下，像摸到一件旧衣裳，知道它暖和过，就够了。阿珍给我生了个闺女，取名叫周念。我妈说这名字好听，念书念得好。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另一个字，念念不忘的念。可这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跟任何人说。
闺女长得像阿珍，圆圆的脸，眼睛大大的。她小时候问我：“爸，你以前在哪儿上班？”我说在农机站，修拖拉机的。她说：“拖拉机是什么？”我说是种地用的。她说：“那你怎么不种地？”我说我不喜欢种地，就出来了。她哦了一声，跑去玩了。孩子的世界简单，问完了就完了，不像大人，问完了还在心里搁着。
2000年，我在县城买了房子，把爹妈接来住。阿珍生了个闺女，聪明伶俐，像她妈。我开了个小修理厂，不修农机了，修汽车。生意不好不坏，够一家人过日子。有一回，闺女翻我抽屉，翻出一张旧照片。是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拍的，站在农机站门口，穿着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扳手，笑得傻乎乎的。闺女问：“爸，这是哪儿？”
我说：“是爸年轻时候上班的地方。”
“这个阿姨是谁？”闺女指着照片背景里一个人影。
我一看，是孙玉芬。她正好路过，被拍进去了，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拿着个账本。人影模糊，但能认出来。
“是爸以前的同事。”我说。
“好看吗？”
“还行。”
闺女没再问，把照片放回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那张照片，想起1987年的夏天，想起农机站的柴油味，想起公社办公楼的水磨石地面，想起孙玉芬低头打算盘的样子。一切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模模糊糊的，不真切了。可我知道那是真的。那一段路，我走过。那个人，我爱过。那个错，我认。
2015年，我五十一岁，阿珍四十九岁。闺女考上了大学，去了省城。家里就剩我们两口子，日子过得平淡，但踏实。修理厂交给了徒弟管，我每天去转一圈就回来，下午在公园跟人下棋，晚上跟阿珍看电视。
那年夏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是赵德柱。他老得厉害，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几箱矿泉水。他也看见了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小周？你是小周吧？”
我说：“赵哥，是我。”
他放下三轮车，过来拍我肩膀，还是那么大劲儿：“好小子，几十年没见了！听说你去南方了？混得不错吧？”
我说：“还行，开了个小修理厂。”
“好，好。”他上下打量我，“老了，都老了。”
我们站在路边聊了几句。他说小卖部不开了，现在帮人送水，一天挣个几十块。我说孙姐呢，她还好吧。
他说：“你孙姐啊，前年走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像当年听到她怀孕的消息一样。
“走了？”
“嗯，癌症。查出来就是晚期，没俩月就走了。”赵德柱叹了口气，“她这人，一辈子要强，疼也不说，难受也不说。到最后那几天，才跟我讲，说老赵啊，我这辈子对不起你。”
我站在大太阳底下，浑身发冷。
“她……她说别的了吗？”
赵德柱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点了一根。
“小周，”他吐了口烟，“有些事，我不傻。德柱是粗人，但我不傻。”
我看着他，一句话说不出来。
“她跟我过的这些年，没享过什么福。年轻的时候我跑运输，一年到头不着家，她一个人带孩子，种地，还要上班。后来开小卖部，起早贪黑的，也没享过福。”他抽着烟，眼睛看着马路对面，“我脾气不好，年轻的时候打过她，骂过她。后来不打了，也骂不动了。可她心里的苦，我知道。”
“赵哥……”
“你别说了。”他摆摆手，“人都走了，说这些没意思。她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别恨你。我说我不恨。真的，我不恨。你那时候才二十出头，懂什么。她比你大那么多，是她不对。可她也是个人，她也想有人疼。”
我把烟掐了，手一直在抖。
赵德柱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推起三轮车：“行了，走了。有空去家里坐坐，闺女嫁人了，就剩我一个。”
他推着车走了，背影像一张弓。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发软，蝉在树上拼命地叫。我想起1987年的夏天，想起孙玉芬站在小卖部门口喊“老赵你来搬一下”，想起她弯腰时那截白净的脖颈。那些都过去了。那些都还在。
晚上回家，阿珍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碰到个老朋友。
夜里睡不着，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月亮很大，跟那年一样。我点了根烟，没抽，看着它慢慢烧完。
我想起孙玉芬最后一次来找我，跟我说“咱们断了吧”。她说“你才二十二，你不懂”。我当时确实不懂。现在我五十一了，我懂了。她那时候做那个决定，是拿自己的命换我的命。她把自己豁出去了，把我摘出来。她让我走，她自己留下来，扛着。这一扛，就是一辈子。
阿珍出来给我披了件外套：“想什么呢？大半夜不睡。”
我说：“想起以前的事。”
她在我旁边坐下来，靠着我肩膀：“以前的事有什么好想的。”
我没说话，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很暖，手心有茧子，是干活磨出来的。这双手，跟了我二十多年，给我做饭，给我洗衣，给我生闺女，给我撑着一个家。她的手没有皂荚味，但也是好的。也是暖的。
“阿珍，”我说，“谢谢你。”
她笑了：“神经病，大晚上发什么感慨。”
我也笑了。可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我没让她看见，把头转到一边，看着月亮。
月亮很大，照得城里明晃晃的。我想起那片油菜花地，想起那个赶羊的老头，想起孙玉芬站在小卖部门口的样子。那些日子，那些人，都远了。可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埋在我心里，像种子一样，等一场雨，就发芽。
我今年五十一了。我知道我这辈子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我老婆阿珍，一个是孙玉芬。孙玉芬对不起的人更多，可她用后半辈子还了。我呢，我也在还。我用对阿珍的好还，用对这个家的好还。可我知道，有些债，是还不清的。
赵德柱那天说“她也是个人，她也想有人疼”。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孙玉芬活着的时候，谁疼过她？她十六岁逃荒，二十岁嫁人，二十一岁生孩子，三十五岁遇见我。她这辈子，前三十五年，为爹妈活，为丈夫活，为闺女活，就是没为自己活过。跟我那一段，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为自己活。就那么几个月，她把自己豁出去了，爱了一回，然后拿后半辈子去还。
值不值？我不知道。可她那天说“我活了三十五年，头一回觉得活着有意思”。就冲这句话，我觉得值了。
这就是人生吧。你年轻时犯的错，会跟着你一辈子。你以为你忘了，可它会在某个夜里，在某个月亮底下，突然跳出来，拍你一下肩膀，然后消失。留下的，是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疼。
我掐了烟，站起来。阿珍还在客厅等我，电视开着，她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走过去，给她盖上毯子，关了电视。
窗外，月亮还在。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日子还得过，债还得还。
我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耳边好像又听见了那台破拖拉机的声音，“突突突”地响，突突突地响，从1987年的夏天，一直响到现在。农机站院子里那股柴油味，混着孙玉芬身上的皂荚味，一阵一阵飘过来。我伸手去抓，什么也没抓到。
大黑还在那棵老槐树底下趴着，舌头耷拉在地上，苍蝇落在它鼻尖上，它连眼皮都不抬。孙玉芬坐在办公桌前打算盘，手指翻飞，算珠噼啪响。她抬头冲我笑了一下，眼角那几道细纹漾开，像春天的水波。我想走过去，脚底下却像踩在棉花上，怎么也迈不动。
她站起身，拿着账本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跟1987年夏天一模一样。然后她推开门，走进阳光里。阳光很亮，亮得我睁不开眼。
我睁开眼，天已经亮了。阿珍在厨房做早饭，油锅滋啦响。闺女在省城打来电话，说周末回来。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有人在遛狗，狗在树根底下撒尿。卖早点的摊子支起来了，热气腾腾的。
我转身去洗脸。水龙头哗哗响，凉水拍在脸上，清醒了。
日子还得过。债还得还。只是那个皂荚味的女人，从今往后，只能在梦里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