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河南矿山集团赚了2.7亿利润，老板崔培军拿出了1.8亿，分给了员工。三分之二的利润，直接分了。这不是第一次，从2004年起，他就这么干，到今年已经二十二年了。

一个制造业老板，把近七成的利润分给员工，自己用一把坐了二十年、皮都磨破的椅子。这种“反常识”的做派，让崔培军被网友挂上了“全网最爱发钱老板”的标签。但钱背后的这个人，究竟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14岁，借35块钱出门，煤矿里看懂了生意

崔培军1965年出生在河南长垣黄河滩区的一个穷村子。那个地方十年九淹，饿肚子是常态，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白面馒头。14岁那年，家里实在凑不齐学费，他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兜里没钱，他跟亲戚借了35块钱，从眼镜市场赊了一书包眼镜，走村串巷地叫卖，一副赚几毛钱。

天冷了没人买眼镜，15岁的他跑到山西大同的煤矿下井挖煤。巷道里煤灰呛得睁不开眼，每天扛着上百斤的东西在窄道里钻十几个小时。身边有工友塌方伤了腿，也有人出了事再没上来。

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发现了一个门道：矿区那些大型起重设备三天两头出毛病，修起来又难又慢，会干这行的没几个。

从煤矿出来，他跑到江浙学了电气技术。18岁那年，他做起重设备电气元件代理，1983年一笔高低压电器的大单子，让他一口气赚了30多万。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罕的年代，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1987年，他在大同成立了自己的防腐工程公司，到2000年时，企业年产值已经过亿，员工规模500人，当年的穷小子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

两公里烂泥路，烧坏了变速箱，也烧出了决心

2002年，长垣县启动“回归工程”，号召在外打拼的企业家回乡建设。崔培军起初并不想回去。他奋斗了大半辈子，图的就是离开那个穷地方。

但有一次开车回乡，短短两公里的村路，烂泥直接把车的变速箱颠坏了。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想：回来吧，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

他带着2500万个人积蓄，领着一个7人团队，回到长垣。县里让他选厂址，他放弃了那些交通便利的良田，偏偏选中黄河滩上的一片盐碱地。他说，好地得留着种庄稼，不能因为建厂浪费了。厂子很快立起来了——四处漏风的旧棚子，7台老掉牙的车床，加上他自己一共7个人。

也是从那时起，他立下了一条硬规矩：不贷款、不融资、不上市，一门心思只做起重机。这条规矩，到现在都没破过。

把“分钱”刻进制度，用“不打卡”守住人心

2004年，崔培军正式确立了现金发放福利的规则。从最初的麦收补贴，到后来的三八节红包、孝文化礼金、年会数钱大赛，这套制度运行了二十多年，越来越细，也越来越扎实。

2026年初的年会，他现场堆了6000万现金，加上线上发放的部分，全年分给员工的总额达到1.8亿。而那年河南矿山的全年利润，是2.7亿。他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矿山挣一块钱，八毛九毛给员工，剩下的一毛是我的良心。”

为什么非要发现金？他说，自己年少时接过客户用麻袋装的现金货款，那种紧贴胸口的温热和踏实，是转账记录永远没法给的。他坚持让每一份劳动所得，都带着体温落到员工手里。

在管理上，这家几千人的企业不打卡、不考勤。员工有事打个电话报备就行；麦收季节带薪回家收麦子，收完再回来上班；暴雨天，他人在外地，发微信让员工带薪回家护田，每人再发不低于500元现金。

但他不是没有底线。公司有一条铁规：不孝之人，企业不养。曾有一名员工结婚时不让自己母亲参加婚礼，嫌母亲丢人，崔培军得知后当场发怒，直接辞退。而那位被嫌弃的母亲退休后，被他安排到后勤岗位，工资不变。

如今，河南矿山单梁起重机销量连续八年稳居全国第一，产品出口130多个国家，2025年产值112亿，是工信部认定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而这一切，是在没有一分钱贷款、没有外部融资的前提下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