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差，女领导带我去了一家只有她知道的面馆
她说在上海住了二十年，只带三个人去过那家面馆。
前两个是她的前任和前任的前任。
第三个是我。
凌晨三点，我们蹲在弄堂口吃一碗雪菜肉丝面，她忽然说：
“你知道吗，上海的梅雨季，比人心还黏。”
酒店淋浴的水压不太稳，热水断断续续地浇在后颈上。我盯着瓷砖缝里一点发黄的霉斑发呆，听见手机在洗手台上震了一下，又一下。是沈琳发来的语音，时长四十三秒。
“方案二稿我看完了，第三部分的数据逻辑有问题，”她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出来，带着电流轻微的沙沙声，“你今晚有空吗？我在酒店附近，当面跟你对一下。”
我关了水，擦头发的手停在半空。窗外是陆家嘴的夜景，隔着雨雾，那些摩天楼的灯光晕成一片模糊的色块。梅雨季的上海，连霓虹都湿漉漉的。
沈琳是我的部门总监，四十五岁，短发，戴银框眼镜，平日里在公司永远穿剪裁利落的西装套裙。可此刻她站在酒店楼下的雨棚边，撑一把透明的长柄伞，穿着一件米白色的棉麻衬衫和深蓝牛仔裤，脚上是双帆布鞋。像换了个人。
“走吧，”她收了伞，甩了甩上面的水珠，“带你去吃点真的。”
我以为她要找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日料或者港式茶餐厅。但她带着我钻进一条连路灯都坏了一半的弄堂，青砖墙上爬满藤蔓，拐了三个弯，在一扇对开的木门前停下来。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三个字：阿婆面。
推门进去，里面只有四张桌子，两桌坐了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街坊。柜台后面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婆抬头看了沈琳一眼，点点头，转身进了厨房。
“你来过？”我问。
沈琳在一个靠墙的卡座坐下，用纸巾擦了擦油腻的桌面。“住了二十年，只带三个人来过。”她抬眼看了看我，嘴角有一点笑意，“前两个是前任和前任的前任。”
“那第三个呢？”
“你猜。”
她没说。阿婆端了两碗面上来，雪菜肉丝面，汤底清澈，面上卧着一个溏心荷包蛋。我低头喝了一口汤，烫得舌尖发麻，但那股鲜味直冲脑门，我忍不住又喝了第二口。
沈琳没动筷子，只是看我吃，眼神隔着眼镜片，雾蒙蒙的。“我第一回来这儿是十年前，”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那时候刚离婚，一个人拖着行李箱从北京调到上海。半夜睡不着，瞎走，走到这条弄堂外面，闻到香味就进来了。”
“阿婆还认识你。”
“后来每次来出差都住这附近，”她低头用筷子拨弄面条，“后来升了总监，出差频率高了，就干脆把这儿当半个家。”
凌晨三点的弄堂安静得只剩雨声，偶尔有猫从屋檐上跳下来，踩碎一摊积水。面馆里那两桌街坊陆续走了，阿婆靠在柜台后面打盹，头顶的白炽灯嗡嗡响着。沈琳突然问我：“你觉不觉得，梅雨季的上海，比人心还黏？”
我抬头看她。她没看我，盯着碗里逐渐冷掉的面汤，银框眼镜的镜片上起了薄薄一层雾。“方案的事不急，”她摘下眼镜用衣角擦着，“我其实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这个点了，没人醒着。”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天亮。聊她从北京到上海的十年，聊她那个搞艺术的前夫在离婚后第二个月就和学生领了证，聊她为什么剪短头发、为什么开始戴银框眼镜、为什么明明能住五星级却总要订这间水压不稳的快捷酒店。我听着，偶尔插两句，更多时候只是点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她站起来，把面钱压在碗底，恢复了那种干练利落的样子。“上午九点半，甲方公司会议室，别迟到。”她推开木门走出去，晨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跟着她走出弄堂，忽然想起什么，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木牌。雨水冲刷了一夜，“阿婆面”三个字洇得有些模糊，但门框旁边贴着一张褪色的便签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凌晨两点后供应热汤，老客人半价。
下面一行小字，是沈琳的笔迹：加荷包蛋，不要葱。
我站在弄堂口，晨风裹着湿漉漉的水汽扑在脸上，手机亮了——沈琳发来一条微信：“今晚还来吗？方案二稿第三部分，我重新写过了。”
我打了两个字：来的。
锁屏的时候瞥见时间，六点十七分。陆家嘴的摩天楼正在晨光里一寸寸亮起来，像这座城市慢慢睁开了眼睛。而那条弄堂深处，阿婆大概正在洗锅，准备迎接今天第一批吃早饭的客人。
这场出差还剩四天。我忽然开始盼着天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