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天下学问，尤其是社会学科，绝对不能绕过经验。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经验，只有经验是从事上磨出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是新理论产生的基础。不管什么结论，一旦返回经验，就露出真假。中国人常说“经常”，经，理论也；常，常识也。意思是理论不能离开常识。电视上常有关于国际资源问题的讨论，学者坐在那儿要求各国“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多元一点”“站得更高远一点”。我开玩笑说，今后此类电视节目设计，可以让参加讨论的学者先进入常识。世间最大的常识是生死。饿三天，然后围着一块馒头讨论粮食安全问题。那时候，学者就不优雅了，他们的眼睛就会死盯着馒头，他们的语言也就不会空谈了，其行为的“宽容”度也就不多了。理论一进入经验，尤其是进入极端的生死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爱因斯坦的学问告诉人们，不同参照系下的速度是不同的；实事求是的道理告诉我们，不同参照系下的事物，其中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比较而言，从认识论上看，经验之后获得的知识最有说服力；换言之，只有经验过的道理才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识。我们常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由于不同人的经验不同，道理也不同；同一个道理，面对不同人的不同经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用一个道理说服另一个道理，仅凭形式逻辑是不行的。只有在获得具体的经验之后，尤其是获得集体的失败经验之后，大家接受真理的方向才能趋同。正如人被反复烧疼后才获得了关于“火”的知识的道理一样，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认同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道理。事实表明：共识是经验后的结果，而不是逻辑争辩后的结果。一个人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党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对此，19世纪60年代使松散的德国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为了阻止威廉二世的冒险扩张政策而辞职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说：
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 ）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
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毛泽东这里说的“历史”，是比较历史。历史是人类或民族的“大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