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儒家，绕不开那句被奉为圭臬的论调：“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这话出自朱熹之口，乍听是极致赞誉，细品却是将儒家捧上神坛的谄媚之词。这样把一个人的思想抬到 “普照万古” 高度的说法，恰恰暴露了传统文人将学术崇拜异化为个人迷信的 “小聪明”，将奴颜媚骨塑造成读书人及士大夫争相学习效仿的伟大品德。
平心而论，我从不讨厌儒家，更不想去否认孔子的历史价值。在中国社会尚处蒙昧的先秦时期，孔子提出的诸多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有着超越时代的见识；他开私学之先河，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这份功绩更值得被铭记。
但功绩归功绩，绝不能因此就将儒家思想见解等同于 “学问”，更不该把它抬到不可置疑的真理高度。必须明确的是：儒家既不具备哲学的思辨内核，更没有进入学问领域的基础条件 —— 它只有个人经验的感性结论和主张，既无事实依据，更无思想方法论，说到底不过是一些个人化、片段化的主观感觉与认知，从未抵达做学问的层次。
何为真正的学问？学问本质上是一套关于某些事物的系统性认知。至少有三重核心要件：一是扎根客观事实的依据，二是严谨自洽的思想方法论，三是经由前两者推导而出的结论与主张。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自洽、他恰、可证伪，这是学问之所以为 “学问” 的基本前提。
纵观先秦诸子，名家的 “白马非马”“坚白论” 在辨析概念边界，试图建立精准的逻辑言说体系；墨家的 “三表法” 强调以本源、依据、实践检验言论，已然触碰到实证主义的门槛。二者或许未成完备体系，但至少走在构建 “学问” 的路上。
反观儒家，其核心论述始终围绕人伦秩序与政治理想展开。无论是 “仁” 的道德倡导、“礼” 的秩序规范，还是 “为政以德” 的治理主张，都只是直接抛出的价值判断。而价值是一个纯主观的概念，因人而异。这些观点没有严谨的事实依据作为支撑，没有一套可复用的思想方法论来推导论证，既无法证实，也无从证伪。说到底，不过是基于个人道德体验的主观抒情，是美好却空洞的愿景，而非对客观规律的理性探究。
甚至儒家提出的很多概念，他们自己也根本讲不清楚，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用文字语言对一个简单概念进行精准而明确的描述，更何况对客观事物进行理性认知。
没有事实依据与思想方法论作为骨架，儒家的那些结论和主张，终究只是散沙一盘。这都是缺乏逻辑系统所造成的结果。
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更是把这种 “非学问” 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起，儒家就踩中了时代的 “狗屎运”，从诸子百家中的普通一员，摇身变成统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正统思想体系。
可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后世儒生从未跳出 “注经释典” 的框架 —— 他们做的不是用新的事实、新的方法去修正、拓展儒家的观点，而是绞尽脑汁把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塞进孔子留下的那套结论里。
若是真正的学问，必然会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而不断迭代，在修正与完善中愈发丰满。而儒家思想长期在旧有结论里打转，何来发展进步？
追根溯源，儒家的 “被神化”，其实和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息息相关。与西方社会的神学传统不同，中国古人从未将未知世界的恐惧寄托于全能的上帝。为了消解这份如影随形的恐惧，“敬天法祖” 的观念应运而生 —— 人们相信，在上古大神与祖先大能的庇佑下，遵循传统、不越雷池一步便能抵御未知领域带来的不确定性威胁。
可祖先留下的解决方案终究非常有限，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人们习惯性地期待 “圣人” 给出答案。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层出不穷，多如狗屎。儒家不过是这场 “圣人争夺战” 中的幸运儿，被皇权选中后，便成了垄断思想话语权的 “官方指定答案”。
说到底，儒家思想本质上不过是一套伦理政治话术，它的价值在于建构社会秩序、规范人伦关系，而非揭示客观规律、探索世界真理。它是特定时代的思想产物，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的价值主张，与 “哲学” 无关，与 “学问” 更远。
今天的我们，大可不必再抱着 “非黑即白” 的态度看待儒家。承认它的历史功绩，也正视它的先天局限；不盲目神化，也不刻意贬低。而应该原谅古人的无知，不能以后来者的历史优越感去藐视人类最初的迷茫与浅薄。
毕竟，人类总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知识在不断积累，后来的总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上，以更高的视角俯视前人的认知艰难和困惑。思想的价值在于不断启迪思考，而非禁锢认知。当我们把儒家放回历史的坐标系中去理性审视，才能正确评估这份传承千年的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