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林场破木屋里的那夜值更
我是1947年生人，1969年那年，我二十二岁，正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却又带着点愣头青的莽撞。那年开春，我被乡里分到了三十里外的国营林场，说是当护林员，其实就是个打杂的，跟着老林工们巡山、种树、防野火。
林场的日子苦，苦得能把人骨头熬酥。住的是油毡顶的土坯房，吃的是掺了糠的玉米面窝头，喝的是山泉水，冰得人牙花子疼。那时候林场里算上我，一共就五个男的，最大的老陈头五十多，最小的我二十二，清一色的光棍汉。不是我们不想找媳妇，是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姑娘家谁愿意来？
转机出现在那年夏天。林场后山的防火瞭望塔缺个值夜的，老陈头年纪大了，熬不了夜，其他几个要么怕黑，要么嫌瞭望塔里的木板床硌得慌，最后这活儿就落到了我头上。可光我一个人不行，瞭望塔离林场宿舍有两里多地，夜里万一有个啥情况，连个搭手的人都没有。老场长琢磨了半天，一拍大腿说：“要不，让秀莲跟你搭伴吧！”
秀莲这个名字，我早有耳闻。她是邻村的，男人前年上山采蘑菇，失足摔进了山涧，没了。她一个人拉扯着个三岁的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林场缺个做饭的，老场长看她可怜，就把她招了进来，管两顿饭，给点微薄的工钱。
我当时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心里直打鼓。跟一个年轻寡妇住一间屋？这要是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那时候的人封建，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磨磨蹭蹭地去找老场长，想推辞。老场长叼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抽着，烟雾缭绕里瞅着我：“咋？嫌秀莲是寡妇？人家秀莲清清白白的人，比你小子正派多了。瞭望塔里两张床，中间拉个帘子，各睡各的，值夜的时候轮班巡山，能有啥闲话？你要是不去，那这护林员的活儿，你也别干了！”
这话一撂，我不敢吱声了。那时候能有个正经差事不容易，我哪敢丢了饭碗。
就这样，我和秀莲成了瞭望塔的“值夜搭档”。
瞭望塔其实就是个两层的破木屋，底下一层堆着柴火和防汛的沙袋，上面一层才是住人的地方，放着两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一张小方桌，再没别的物件。我去的那天，秀莲已经先到了，正拿着块抹布擦桌子。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皮筋扎着。她比我大两岁，二十四，眉眼清秀，就是脸上没什么血色，看着有点单薄。
见我进来，她抬起头，冲我笑了笑，声音轻轻的：“来了？我把东边那张床收拾好了，你睡那边吧。”
我脸一下子红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手里攥着的铺盖卷都快被我捏出水了。“哦，哦，好，麻烦你了。”我憋了半天，就说出这么一句。
她没再多说什么，转身从墙角拖出一捆高粱秆，在两张床中间搭了个简易的帘子。那帘子不高，也就到我胸口，风一吹就晃悠，可就这么个帘子，却像是在我俩之间隔了一道墙，一道谁也不敢逾越的墙。
夜里的林场，静得吓人。山风刮过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哭。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狼嚎，听得人头皮发麻。我和秀莲约好了，前半夜她值班，后半夜我来。
我躺在东边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帘子那边，能听到她轻轻的脚步声，还有她时不时咳嗽的声音。她的咳嗽声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谁。我心里琢磨，这女人也真不容易，年纪轻轻就没了丈夫，一个人扛着这么多事儿。
大概到了后半夜，她轻轻敲了敲帘子：“小伙子，换班了。”
我赶紧爬起来，穿上鞋，接过她手里的煤油灯。煤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映着她的脸，我看见她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你去睡吧，”我低声说，“夜里凉，盖好被子。”
她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没说话，走到床边躺下了。
我提着煤油灯，走到瞭望塔的窗口。窗外是黑漆漆的山林，月亮躲在云里，偶尔露出一点光，洒在树梢上。我靠着窗口，听着山风的声音，心里慢慢平静下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帘子那边传来压抑的啜泣声。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像是怕被我听见。
我心里咯噔一下，站在原地，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犹豫了半天，我还是轻轻问了一句：“你……你咋了？”
啜泣声停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她带着鼻音的声音：“没……没啥，就是想我家那口子了。”
我沉默了。这种时候，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我知道，她心里的苦，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开的。
那天夜里，我没再催她睡觉。我就守在窗口，提着那盏煤油灯，灯芯烧得噼啪响。帘子那边的啜泣声渐渐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均匀的呼吸声。我猜，她是累坏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后半夜，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雷声轰隆隆的，震得木屋都在晃。一道闪电劈下来，照亮了窗外的山林，我看见一棵老树的枝桠被风吹得乱晃。
就在这时，我听见帘子那边传来“哎哟”一声。
我心里一紧，顾不得男女之别，一把掀开帘子。只见秀莲蜷缩在床上，脸色发白，额头上全是冷汗。“咋了？咋了？”我慌忙问。
她咬着牙，指着自己的腿：“腿……腿疼，老毛病了，一到阴雨天就犯。”
我这才想起来，老场长说过，她男人没了之后，她一个人下地干活，落下了腿疼的病根。
我看着她疼得直皱眉的样子，心里急得不行。瞭望塔里没有药，离林场宿舍又远，这大雨天，根本没法下山。我想起老陈头说过，腿疼的时候，用热毛巾敷敷能缓解点。
我赶紧跑到灶房，把仅有的几块柴火塞进灶膛，烧了一锅热水，找了块干净的粗布，浸了热水，拧干。“你……你把裤腿卷起来，我给你敷敷。”我红着脸说，眼睛都不敢看她。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慢慢卷起了裤腿。她的腿很细，皮肤有点粗糙，膝盖那里红肿着。我把热毛巾递过去，她却没接，只是看着我。我这才反应过来，她一个女人家，不方便自己敷。
我咬了咬牙，心一横，想着救人要紧，啥闲话不闲话的，先放一边。我小心翼翼地把热毛巾敷在她的膝盖上。她的腿很凉，热毛巾敷上去的时候，她轻轻“嘶”了一声。
“烫不烫？”我问。
“不烫，正好。”她的声音很轻。
那天夜里，我就守在她床边，每隔一会儿，就换一次热毛巾。雨下了整整一夜，雷声也响了一夜，可我却一点都不害怕了。我看着她渐渐舒展的眉头，看着她脸上的冷汗慢慢退去，心里突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山林里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她醒了过来，看着我熬得通红的眼睛，突然说了一句：“谢谢你，小伙子。”
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啥，应该的。”
那天之后，我和秀莲还是像往常一样，在瞭望塔里值夜，中间拉着那道帘子。只是，我们之间的话多了起来。她会跟我讲她男人的事，讲她那个三岁的娃有多调皮；我会跟她讲我小时候在村里的糗事，讲巡山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趣事。
我们从来没越过那道帘子，也从来没说过一句出格的话。可那间破木屋里的煤油灯，那夜的雨声，还有她那句轻轻的“谢谢你”，却成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
后来，我在林场待了五年，直到1974年才调回村里。走的那天，秀莲来送我，她怀里抱着已经七岁的娃，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双她纳的布鞋。“穿着舒服，”她说，“路上小心。”
我接过布鞋，看着她，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多保重。”
再后来，我听说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老实人，那人对她和孩子都很好。我也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日子一天天过，当年林场的苦日子，渐渐被柴米油盐的琐碎覆盖。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1969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间漏雨的破木屋，想起昏黄的煤油灯下，那个轻轻啜泣的女人。想起那夜的雨，那夜的雷声，还有那两张隔着帘子的木板床。
那时候的我们，穷得叮当响，心里却干净得像山泉水。没有暧昧的情愫，没有非分之想，只有两个苦命人，在那个难熬的夜里，互相给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温暖。
这温暖，一晃就是一辈子。
